雲無風 作品
第1596章 新的陰謀(下)
高務實一直認為，所謂“張居正改革”不僅用詞過於狹隘，本應該歸於“嘉隆萬大改革”之中卻僅僅提到一人，而且最關鍵的問題在於治標不治本，根本沒有深入，無非是頭疼醫頭腳疼醫腳。
整體上來看，明明從始而終都是想要為國家財政續命，卻又根本不敢擠破膿包再上藥，最終自然只能半途而廢。
這場針對已然滿身腫瘤的大明朝的手術，其失敗根源不在於主治醫師張居正之死，而在於這位主治醫師一開始就決定只進行保守治療，不進行手術切除腫瘤、不進行放療化療，而是給點消炎藥、止痛藥就算了事，撐不撐得下去全看體格、意志，以及老天爺。
但凡還有其他辦法可想，拼運氣就從來不是高務實的選擇項，所以他選擇提前摁死張居正，親自操刀進行系統性治療，也就是“深化改革”。
從軍工體制到驛站系統，從一條鞭法到商稅必繳，從開關通商到收攏財權……高務實一步一步堅定地走來，雖然成效卓然，但也逐漸艱難。
眼下襬在他面前的糧長制度，便是改革深化之後必然出現的一個攔路虎。實際上，糧長制雖然在朱元璋剛剛推出的時候就有很多問題，但其從人人趨之若鶩演變成如今的唯恐避之不及，本身也昭示著大明朝內部的問題愈發嚴重，幾近於病入膏肓。
首先就是土地的不斷兼併，導致貧富兩極分化，而權貴有辦法避稅，導致公糧越來越難收。大明養了一堆王爺，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大朱生小朱，朱越來越多。王爺們的土地有多少，前文已經多次舉例，此處不再贅述。
與此同時，官僚、勳貴集團也仗著手中的勢力不斷地搶佔土地，徐階在老家松江的那檔子事想必不用再次介紹。這些權貴享有各種政治特權，可以減免賦稅，甚至不必納稅。
又或者有些大太監，因其權勢滔天，地方官府不敢收他們家的稅，但在高拱的考課法之下又不得不保證足額，於是官老爺們便把損失轉嫁給當地尋常百姓。
這些事情被發現過一些，大多數得到了懲處，但高務實知道，發現的那些不過是冰山一角，沒有發現的還有不知多少！而這些問題想要解決，根子上在於士紳優待，亦或者說是“功名特權”——而這，對於高務實這位六首狀元而言，其實正是最不方便動刀的地方之一。
總之就這樣隨著時間的推移，富的人越來越富，窮的人越來越窮，可是富人大多不必納稅或者只需要納很少的稅，而窮人們又交不起稅。
如此，稅收開始下降，但開支卻逐漸增多。尤其是嘉靖中後期以來，南倭北虜之下，朝廷的開支越來越大。局面如此，糧長的任務指標加重，但卻越來越難以完成，不少人只好拿倒貼自己的家產來應付。於是如朱國楨所說“家有千金之產，當一年(糧長)即為乞丐矣；家有壯丁十餘，當一年即為乞丐矣。”
做糧長會做得自己傾家蕩產，那自然沒人願意做。
此外，糧長的特權也在逐漸縮小。糧長制剛剛開始施行時，統籌十里八鄉糧食徵收，雖然弊端很多，至少權力很大。後來朝廷就把糧長職權給拆分了，有“催辦糧長”、“兌收糧長”和“長運糧長”，由原本的一人包攬，變成數人乃至數十人分工。互相制約，互相監督，相對來說就不太好再伸手亂來。
成祖以後，糧長定期入京述職面聖的制度也逐漸廢弛，做糧長見到皇帝被誇獎而授官的機會也沒有了。
到了這種時候，人們發現做糧長不僅要賠錢，權力也小，原先鄉里的土豪劣紳們自然不肯再做這賠本買賣，就互相把糧長這個差事推來推去，最終形成一些潛規則。比如糧長由幾家大戶輪流來當，這樣糧長也就由原來的“永充”變成了“輪充”。
但即便如此，大戶們也還是不高興，於是後來又變成了全村人都要分攤的“朋充”，“朋充”之下的糧長，就連小戶人家也要做——既然大夥都要倒黴，那看起來反而似乎就公平了。
可惜這種所謂的公平本身就是不公平，好比黃世仁找楊白勞收稅，楊白勞顯然不敢不給，給不起也只好把喜兒送了；但你如果反過來讓楊白勞找黃世仁收稅，他楊白勞能夠收得到？
整體上來看，明明從始而終都是想要為國家財政續命，卻又根本不敢擠破膿包再上藥，最終自然只能半途而廢。
這場針對已然滿身腫瘤的大明朝的手術，其失敗根源不在於主治醫師張居正之死，而在於這位主治醫師一開始就決定只進行保守治療，不進行手術切除腫瘤、不進行放療化療，而是給點消炎藥、止痛藥就算了事，撐不撐得下去全看體格、意志，以及老天爺。
但凡還有其他辦法可想，拼運氣就從來不是高務實的選擇項，所以他選擇提前摁死張居正，親自操刀進行系統性治療，也就是“深化改革”。
從軍工體制到驛站系統，從一條鞭法到商稅必繳，從開關通商到收攏財權……高務實一步一步堅定地走來，雖然成效卓然，但也逐漸艱難。
眼下襬在他面前的糧長制度，便是改革深化之後必然出現的一個攔路虎。實際上，糧長制雖然在朱元璋剛剛推出的時候就有很多問題，但其從人人趨之若鶩演變成如今的唯恐避之不及，本身也昭示著大明朝內部的問題愈發嚴重，幾近於病入膏肓。
首先就是土地的不斷兼併，導致貧富兩極分化，而權貴有辦法避稅，導致公糧越來越難收。大明養了一堆王爺，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大朱生小朱，朱越來越多。王爺們的土地有多少，前文已經多次舉例，此處不再贅述。
與此同時，官僚、勳貴集團也仗著手中的勢力不斷地搶佔土地，徐階在老家松江的那檔子事想必不用再次介紹。這些權貴享有各種政治特權，可以減免賦稅，甚至不必納稅。
又或者有些大太監，因其權勢滔天，地方官府不敢收他們家的稅，但在高拱的考課法之下又不得不保證足額，於是官老爺們便把損失轉嫁給當地尋常百姓。
這些事情被發現過一些，大多數得到了懲處，但高務實知道，發現的那些不過是冰山一角，沒有發現的還有不知多少！而這些問題想要解決，根子上在於士紳優待，亦或者說是“功名特權”——而這，對於高務實這位六首狀元而言，其實正是最不方便動刀的地方之一。
總之就這樣隨著時間的推移，富的人越來越富，窮的人越來越窮，可是富人大多不必納稅或者只需要納很少的稅，而窮人們又交不起稅。
如此，稅收開始下降，但開支卻逐漸增多。尤其是嘉靖中後期以來，南倭北虜之下，朝廷的開支越來越大。局面如此，糧長的任務指標加重，但卻越來越難以完成，不少人只好拿倒貼自己的家產來應付。於是如朱國楨所說“家有千金之產，當一年(糧長)即為乞丐矣；家有壯丁十餘，當一年即為乞丐矣。”
做糧長會做得自己傾家蕩產，那自然沒人願意做。
此外，糧長的特權也在逐漸縮小。糧長制剛剛開始施行時，統籌十里八鄉糧食徵收，雖然弊端很多，至少權力很大。後來朝廷就把糧長職權給拆分了，有“催辦糧長”、“兌收糧長”和“長運糧長”，由原本的一人包攬，變成數人乃至數十人分工。互相制約，互相監督，相對來說就不太好再伸手亂來。
成祖以後，糧長定期入京述職面聖的制度也逐漸廢弛，做糧長見到皇帝被誇獎而授官的機會也沒有了。
到了這種時候，人們發現做糧長不僅要賠錢，權力也小，原先鄉里的土豪劣紳們自然不肯再做這賠本買賣，就互相把糧長這個差事推來推去，最終形成一些潛規則。比如糧長由幾家大戶輪流來當，這樣糧長也就由原來的“永充”變成了“輪充”。
但即便如此，大戶們也還是不高興，於是後來又變成了全村人都要分攤的“朋充”，“朋充”之下的糧長，就連小戶人家也要做——既然大夥都要倒黴，那看起來反而似乎就公平了。
可惜這種所謂的公平本身就是不公平，好比黃世仁找楊白勞收稅，楊白勞顯然不敢不給，給不起也只好把喜兒送了；但你如果反過來讓楊白勞找黃世仁收稅，他楊白勞能夠收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