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無風 作品
第1311章 狂瀾巨浪
如此說來，咱們也不必按照苛政猛如虎的前宋來徵稅，最起碼我徵它個前宋的十一(十分之一)，這總不為過吧？
前宋的雜稅加起來七千萬貫，就算只徵其十一，那也有七百萬貫啊！
好，就算咱們的稅種沒有前宋那麼多，就再打個對摺罷了，可那也是三百五十萬貫啊！
(注:兩朝的一貫都等於一兩銀子，但其一兩銀子的購買力，在宋朝和在明朝並不對等，甚至在明朝的不同時期也有不小的出入[參考萬曆會計錄]。只是這就太複雜了，我要這麼寫的話估摸會寫成財政史，沒有必要。)
如果大明朝廷每年硬生生的增加三百五十萬兩銀子的歲入，那意味著什麼？幾乎意味著連開藩禁這件事，都可以暫時不用考慮了！而現在開藩禁不可能遽然停止，則意味著……
與“可能被加徵商稅”關係不大的官員們頓時興奮起來，而十有八九可能要被加徵商稅所影響的官員，則出離的憤怒起來。
別看高務實在《取用疏》中把朝廷用度問題特意指出，說要加強監管，但官員們清楚，你再如何加強監管，了不起也就是不好貪墨了。可至少，朝廷越有錢，就意味著控制這些錢的官員們越有權勢，這總是顛補不破的道理。
更何況，朝廷一旦有錢了，最起碼不會再給我們折奉、欠奉了吧？說不定還能再加一些“津貼”呢！
於是乎，一部分“不怕交商稅”的官員就開始上疏支持高務實，而另一部分“怕死了交商稅”的官員則開始強烈反對高務實。
當然，世上總有理中客，不獨後世鍵盤俠群體中不少，大明朝廷同樣也有。於是也有一部分官員上疏呼籲，有的說推行商稅“利弊參半”，有的說此事“成敗難料”，有的說“茲事體大，不如緩行”，有的說“還需詳細考究，再作計較”。
總而言之，不是和稀泥，就是打太極。
不過，這些理中客的屁話成不了主流，在實學派與心學派爭鋒相對的當下，還是隻有這兩派官員的態度最為緊要。
實學派方面有兩類風格的題奏，雖然因為高務實擺出了高拱，所以大致上看來，好像都是支持高務實的，但其實還是有所分別。
其中一類算是高務實的鐵桿支持者，這些人完全贊同高務實的意見，言辭之中幾乎恨不得明天——不對，恨不得今天就開始全面徵收商稅，並立刻組建“審計署”和“關稅署”。
另一類則是本來不同意或者有些猶豫要不要這麼做的官員，他們只是因為高務實打著繼承高拱遺志旗號而不得不違心表示贊同，因此他們在表示贊同之後，卻也如那些理中客一般，又說幾句“緩和氣氛”的話，大抵也就是要不咱們先搞個試點推行，亦或者咱們老成謀國，還是不可輕易全面鋪開等說法。
雖然如此，但至少這一次實學派的總體表現要比此前團結不少，最起碼沒人跳出來明確表示反對。
不過心學派一方就不同了，他們的表現更加團結——清一色的強烈反對。其用詞之激烈已經幾近於罵街，疏文之中把高務實比作桑弘羊、蔡京等奸佞之流者，那是大有人在。
這樣一來，高務實就創下了他本人的一次記錄:上任履新第四日便被“滿朝彈劾”。
如果只是被彈劾施政手段，高務實是可以暫不理會，先等皇帝表態的。但現在他被人罵做奸佞，按照大明官員的習慣，他就只能閉門府上，不肯出而視事了。
申時行是旗幟鮮明反對高務實《取用疏》的最高官員，但他作為首輔，對於題奏疏文之用詞非常講究，絕不肯胡亂拔高，去罵高務實“奸佞”，只是就事論事，找高務實疏文中的破綻。
申元輔覺得高務實疏文中最大的破綻，便是他因為要收商稅而制定的新式財政制度。
首先，這些制度如要實現，都必須增加官員。例如高務實說“入賬出賬，非一人可為；入庫出庫，非一人可掌。”
這意味著全國上下但凡管賬之人，都必須設置成“左右主官制度”，其中左主官管賬，右主官查賬。且不說這會不會造成左右主官互相敵視，引起不和甚至內鬥，單說這麼一來朝廷所要增派的官員，那就絕非一個小數目。
前宋的雜稅加起來七千萬貫，就算只徵其十一，那也有七百萬貫啊！
好，就算咱們的稅種沒有前宋那麼多，就再打個對摺罷了，可那也是三百五十萬貫啊！
(注:兩朝的一貫都等於一兩銀子，但其一兩銀子的購買力，在宋朝和在明朝並不對等，甚至在明朝的不同時期也有不小的出入[參考萬曆會計錄]。只是這就太複雜了，我要這麼寫的話估摸會寫成財政史，沒有必要。)
如果大明朝廷每年硬生生的增加三百五十萬兩銀子的歲入，那意味著什麼？幾乎意味著連開藩禁這件事，都可以暫時不用考慮了！而現在開藩禁不可能遽然停止，則意味著……
與“可能被加徵商稅”關係不大的官員們頓時興奮起來，而十有八九可能要被加徵商稅所影響的官員，則出離的憤怒起來。
別看高務實在《取用疏》中把朝廷用度問題特意指出，說要加強監管，但官員們清楚，你再如何加強監管，了不起也就是不好貪墨了。可至少，朝廷越有錢，就意味著控制這些錢的官員們越有權勢，這總是顛補不破的道理。
更何況，朝廷一旦有錢了，最起碼不會再給我們折奉、欠奉了吧？說不定還能再加一些“津貼”呢！
於是乎，一部分“不怕交商稅”的官員就開始上疏支持高務實，而另一部分“怕死了交商稅”的官員則開始強烈反對高務實。
當然，世上總有理中客，不獨後世鍵盤俠群體中不少，大明朝廷同樣也有。於是也有一部分官員上疏呼籲，有的說推行商稅“利弊參半”，有的說此事“成敗難料”，有的說“茲事體大，不如緩行”，有的說“還需詳細考究，再作計較”。
總而言之，不是和稀泥，就是打太極。
不過，這些理中客的屁話成不了主流，在實學派與心學派爭鋒相對的當下，還是隻有這兩派官員的態度最為緊要。
實學派方面有兩類風格的題奏，雖然因為高務實擺出了高拱，所以大致上看來，好像都是支持高務實的，但其實還是有所分別。
其中一類算是高務實的鐵桿支持者，這些人完全贊同高務實的意見，言辭之中幾乎恨不得明天——不對，恨不得今天就開始全面徵收商稅，並立刻組建“審計署”和“關稅署”。
另一類則是本來不同意或者有些猶豫要不要這麼做的官員，他們只是因為高務實打著繼承高拱遺志旗號而不得不違心表示贊同，因此他們在表示贊同之後，卻也如那些理中客一般，又說幾句“緩和氣氛”的話，大抵也就是要不咱們先搞個試點推行，亦或者咱們老成謀國，還是不可輕易全面鋪開等說法。
雖然如此，但至少這一次實學派的總體表現要比此前團結不少，最起碼沒人跳出來明確表示反對。
不過心學派一方就不同了，他們的表現更加團結——清一色的強烈反對。其用詞之激烈已經幾近於罵街，疏文之中把高務實比作桑弘羊、蔡京等奸佞之流者，那是大有人在。
這樣一來，高務實就創下了他本人的一次記錄:上任履新第四日便被“滿朝彈劾”。
如果只是被彈劾施政手段，高務實是可以暫不理會，先等皇帝表態的。但現在他被人罵做奸佞，按照大明官員的習慣，他就只能閉門府上，不肯出而視事了。
申時行是旗幟鮮明反對高務實《取用疏》的最高官員，但他作為首輔，對於題奏疏文之用詞非常講究，絕不肯胡亂拔高，去罵高務實“奸佞”，只是就事論事，找高務實疏文中的破綻。
申元輔覺得高務實疏文中最大的破綻，便是他因為要收商稅而制定的新式財政制度。
首先，這些制度如要實現，都必須增加官員。例如高務實說“入賬出賬，非一人可為；入庫出庫，非一人可掌。”
這意味著全國上下但凡管賬之人，都必須設置成“左右主官制度”，其中左主官管賬，右主官查賬。且不說這會不會造成左右主官互相敵視，引起不和甚至內鬥，單說這麼一來朝廷所要增派的官員，那就絕非一個小數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