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無風 作品
第1311章 狂瀾巨浪
高務實的《稅者取之於民而用之於民疏》所造成的影響是巨大的，這不是在平靜的湖面投下一顆小石子，而是往海里扔下了一顆原子彈——它掀起的絕不是區區漣漪，而是驚世狂瀾、滔天巨浪。
我大明自太祖高皇帝起，一直就以輕徭薄賦、與民生息著稱，怎麼你高務實好的不學，偏要學那苛政猛如虎的前宋？
前宋“苛政”有多出名？明人提起之時，常言其苛捐雜稅十倍於漢、五倍於唐，以至於廣泛出現“不舉子”。
舉者，養也。不舉子，就是不肯養育自己所出的子女。這麼說或者太文雅了一些，不妨說得更直白一點:不舉子也叫“生子不舉”，即生了孩子不養育，把嬰兒溺死或扔掉。
宋朝的沉重稅負是其出現廣泛的殺嬰現象、殺嬰習俗的主要原因之一。
按理說，類似於“不舉子”這一類的現象，一般只會發生在極少數極端貧困的家庭之中，或發生在自然災害和戰爭動亂的民不聊生時期。
然而在“以富著稱”的宋朝，即使是沒有災害與戰爭動亂的階段，仍然出現廣泛的“不舉子”現象，甚至演變成一種社會習俗——殺嬰習俗。
蘇軾在《與朱鄂州書一首》中說:荊湖北路，“嶽、鄂間田野小人，例只養二男一女，過此輒殺之。”他被貶黃州，又見“黃州小民，貧者生子多不舉，初生便於水盆中浸殺之”（出自《東坡志林》）。
可不是隻有蘇軾記載這些，朱熹的父親朱松在《韋齋集·戒殺子文》也說，在江西婺源，民“多止育兩子，過是不問男女，生輒投水盆中殺之。”
然而要說殺溺幼嬰風俗最盛之地，恐怕還屬福建。朱松在福建為官，“聞閩人不喜多子，以殺為常……雖有法而不能勝。”王得臣的《麈史·風俗》則謂，在一般情況下，“閩人生子多者，至第四子則率皆不舉”，“若女則不待三，往往臨蓐，以器貯水，才產即溺之，謂之洗兒。”
當時一些士大夫曾對此風加以嚴厲斥責，“東南不舉子之俗傷絕人理”（《宋史·範如圭傳》），要求朝廷嚴刑禁止。官府確也採取過多種措施，企圖加以制止，然而不舉子風俗並不見好轉，不僅禁而不止，甚至一些地方還愈演愈烈。
類似情況的記載絕非零星散記，實在舉不勝舉，可見宋朝的稅負已經重到讓人連人倫大道都顧忌不得的地步了。其實別說道德規範不了，連嚴刑峻法都已遏制不住。
朱元璋立國時便以絕前宋苛政為要，但高務實在疏文中依然毫不畏懼地拿宋朝舉例並進行了對比，不是他活得不耐煩了，而是其中有些簡單的數據就已經很能說明當下存在的問題。
宋朝既然“生產力”不及大明，那麼其真實財貨的豐富程度自然也是不及大明的。可是，宋人即便是盛行“不舉子”之風的地區，人們好歹也還是先有“二子一女”之後，這才開始殺嬰，此事意味著什麼？
意味著苛捐雜稅雖重，但三個孩子還是勉勉強強能夠養活的。
那麼問題就來了:宋朝收入近乎大明十倍，相當於稅負也比大明也重了十倍，可是即便如此，貧民之家依然能養活三個孩子。那麼，推而廣之一看，大明的貧民之家豈不是能養活三十個孩子？這還叫貧民嗎？這……是真的嗎？
以上推論肯定不是真實情況，且不必說其他，單說大明民間那許多以自宮而求為宦官的人，難道都是天上掉下來的倒黴蛋？
自然不是，他們大多都是失地農民，本來就被盤剝得厲害，一旦出點什麼天災人禍，就只好行此下策。
但這裡面還是略有不同的，即在大明活不下去的人主要以農民為主，了不起加上一些衛所軍戶。而宋朝活不下去的人卻幾乎不分職業屬性，除了朝廷官員、皇親貴戚等極少數人之外，誰都有可能活不下去。
如此回過頭來一看，就會發現大明朝的商人、工匠等至少肯定比農民的處境要好得多，雖然他們的“理論社會地位”比農民還不如，但其實過得遠比農民要好。
這合理嗎？顯然不合理啊！
如此，再加上高務實刻意渲染的“十倍論”，任誰來算這筆賬都會覺得大明的這種“輕徭薄賦”，對農民而言似乎幫助並不算很大，反倒是對於工匠、商人而言那是太過分了——他們近乎沒有稅負了。
我大明自太祖高皇帝起，一直就以輕徭薄賦、與民生息著稱，怎麼你高務實好的不學，偏要學那苛政猛如虎的前宋？
前宋“苛政”有多出名？明人提起之時，常言其苛捐雜稅十倍於漢、五倍於唐，以至於廣泛出現“不舉子”。
舉者，養也。不舉子，就是不肯養育自己所出的子女。這麼說或者太文雅了一些，不妨說得更直白一點:不舉子也叫“生子不舉”，即生了孩子不養育，把嬰兒溺死或扔掉。
宋朝的沉重稅負是其出現廣泛的殺嬰現象、殺嬰習俗的主要原因之一。
按理說，類似於“不舉子”這一類的現象，一般只會發生在極少數極端貧困的家庭之中，或發生在自然災害和戰爭動亂的民不聊生時期。
然而在“以富著稱”的宋朝，即使是沒有災害與戰爭動亂的階段，仍然出現廣泛的“不舉子”現象，甚至演變成一種社會習俗——殺嬰習俗。
蘇軾在《與朱鄂州書一首》中說:荊湖北路，“嶽、鄂間田野小人，例只養二男一女，過此輒殺之。”他被貶黃州，又見“黃州小民，貧者生子多不舉，初生便於水盆中浸殺之”（出自《東坡志林》）。
可不是隻有蘇軾記載這些，朱熹的父親朱松在《韋齋集·戒殺子文》也說，在江西婺源，民“多止育兩子，過是不問男女，生輒投水盆中殺之。”
然而要說殺溺幼嬰風俗最盛之地，恐怕還屬福建。朱松在福建為官，“聞閩人不喜多子，以殺為常……雖有法而不能勝。”王得臣的《麈史·風俗》則謂，在一般情況下，“閩人生子多者，至第四子則率皆不舉”，“若女則不待三，往往臨蓐，以器貯水，才產即溺之，謂之洗兒。”
當時一些士大夫曾對此風加以嚴厲斥責，“東南不舉子之俗傷絕人理”（《宋史·範如圭傳》），要求朝廷嚴刑禁止。官府確也採取過多種措施，企圖加以制止，然而不舉子風俗並不見好轉，不僅禁而不止，甚至一些地方還愈演愈烈。
類似情況的記載絕非零星散記，實在舉不勝舉，可見宋朝的稅負已經重到讓人連人倫大道都顧忌不得的地步了。其實別說道德規範不了，連嚴刑峻法都已遏制不住。
朱元璋立國時便以絕前宋苛政為要，但高務實在疏文中依然毫不畏懼地拿宋朝舉例並進行了對比，不是他活得不耐煩了，而是其中有些簡單的數據就已經很能說明當下存在的問題。
宋朝既然“生產力”不及大明，那麼其真實財貨的豐富程度自然也是不及大明的。可是，宋人即便是盛行“不舉子”之風的地區，人們好歹也還是先有“二子一女”之後，這才開始殺嬰，此事意味著什麼？
意味著苛捐雜稅雖重，但三個孩子還是勉勉強強能夠養活的。
那麼問題就來了:宋朝收入近乎大明十倍，相當於稅負也比大明也重了十倍，可是即便如此，貧民之家依然能養活三個孩子。那麼，推而廣之一看，大明的貧民之家豈不是能養活三十個孩子？這還叫貧民嗎？這……是真的嗎？
以上推論肯定不是真實情況，且不必說其他，單說大明民間那許多以自宮而求為宦官的人，難道都是天上掉下來的倒黴蛋？
自然不是，他們大多都是失地農民，本來就被盤剝得厲害，一旦出點什麼天災人禍，就只好行此下策。
但這裡面還是略有不同的，即在大明活不下去的人主要以農民為主，了不起加上一些衛所軍戶。而宋朝活不下去的人卻幾乎不分職業屬性，除了朝廷官員、皇親貴戚等極少數人之外，誰都有可能活不下去。
如此回過頭來一看，就會發現大明朝的商人、工匠等至少肯定比農民的處境要好得多，雖然他們的“理論社會地位”比農民還不如，但其實過得遠比農民要好。
這合理嗎？顯然不合理啊！
如此，再加上高務實刻意渲染的“十倍論”，任誰來算這筆賬都會覺得大明的這種“輕徭薄賦”，對農民而言似乎幫助並不算很大，反倒是對於工匠、商人而言那是太過分了——他們近乎沒有稅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