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無風 作品
第1294章 朝局變化(上)
這段怎麼理解呢？內閣在創建初期，雖然尚歸屬於翰林院管轄，當時內閣諸臣也以翰林院官職為尊，但是朱棣在這次宴會中，將內閣諸臣與六部尚書同等賞賜，並明確強調其官秩雖然僅為五品，但職能不在六部尚書之下。
這基本上表明，朱棣設立殿閣大學士的初衷，便有著削弱六部尚書地位與職掌之意，也就此奠定了兩者之間相互制衡的關係。
當然，內閣這種職、權嚴重不相匹配的情況並沒有長久持續，隨著內閣地位的提升，仁宣時期開始形成閣臣入閣後加六部尚書或侍郎等虛銜的慣例。
如洪熙元年(1425)正月，加封“黃淮為少保、戶部尚書仍兼武英殿大學士，加少傅兼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兵部尚書，太子少保兼武英殿大學士金幼孜禮部尚書，俱三俸並支，仍掌內製”。
雖然這種加封是“不預所升職務”的，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對六部職權的侵犯。時人對此也曾明確指出其有違祖宗之意，“大學士五品爾，如欲加於六卿，則何不崇其階銜也”。
這種加銜雖然破壞了對內閣的限制，但是顯然在一定程度上給予了其干涉六部事務的便利，進一步強化了內閣對六部尚書的制衡。
另外，內閣建立之初的選任方式也與六部官員有明顯差異，內閣基本都是以直接從翰林院官員中選拔為主，甚至因此曾選擇部分新科進士與翰林院官員於內閣觀政，作為閣臣的預備者。這一條到如今萬曆年間也依然存在，即所謂觀政進士是也——他們的共同特點其實並不是“進士”，而是“翰林”，絕沒有不是翰林卻做了觀政進士的。
對此種情況，《明實錄》中較為明確的記載大概有兩次，第一次是在永樂二年(1404)左右，當時新科進士中的一甲與庶吉士的28人“就文淵閣進其學”，最終三年考滿之時，彭汝器、王直、餘鼎等人得以留任。
第二次是在宣德九年(1434)八月時，“命行在翰林院修撰馬愉、陳詢、林震、曹鼐，編修林文龔、錡鍾復、趙恢，大理寺左評事張益，同庶吉士薩琦、何瑄、鄭建、江淵……三十七人，於文淵閣進學”。
文淵閣是閣臣入直辦事之地，這兩次進學實質是內閣為挑選接班人而進行的，其中較為明確的是，王直曾長期在內閣撰寫詔書，馬愉、曹鼐在楊士奇、楊榮致仕後入閣預機務，可見當時內閣遷入的慣例是以翰林院官職為主，這在正統以後也繼續沿襲，“故正統年間陳循、高谷、苗衷、馬愉、曹鼐以學士入，張益、彭時、商輅以修撰入，則舊意猶存可考也”。
這種直接從“詞臣”或者說“史官”選拔入閣的方式，顯然重視的是秘書性職責，“蓋朝廷用入閣者皆出翰林，翰林之選文字而已，非嘗考其行也”。
這與六部尚書選拔注重行政能力是截然不同的，這時期的六部尚書中像何文淵、王翱、李秉等都是經過地方與中樞的行政歷練，從知府、推官等地方官升遷至中樞後，累遷至尚書之職的。
剛才曾說，如果按照過去的規矩，高務實做了戶部尚書，基本就絕了入閣的路，這和早幾年高務實外任廣西巡按時被很多人看衰是同一個道理，這是有例子的。
有一個非常典型的代表人物，就是曾擔任過吏部尚書的王直，他的仕宦經歷充分體現了內閣與六部尚書的制衡性。
王直，江西泰和人，永樂二年(1404)進士，授庶吉士並“事文淵閣”。他也是內閣成立以來第一批選拔入閣觀政學習的新科進士。最終三年考滿之時，王直得以繼續留任內閣，“俾屬草”。
當然嚴格意義上講，王直並非真正的閣臣，沒有殿閣大學士的名與實，僅可以看成是閣臣的候補。
王直的內閣生涯一直持續到正統五年(1440)左右，入閣三十餘年，不論是文采還是能力，都備受推崇，“中外鹹倚重之”。而且楊士奇、楊榮等閣臣在正統時年事已高，即將致仕，王直又與楊士奇有同鄉之誼，成為正式閣臣本來是水到渠成之事。
但是意外發生了，王直此時與楊士奇發生了嫌隙，楊士奇之子楊稷“居家暴橫，鄉民甚苦之”，王直曾就此提醒楊士奇，不料楊士奇卻被其子矇騙，認為“抑庵(王直)忌其功名，妄為此語”，由此嫉恨王直，隨即將其排擠出內閣。
這基本上表明，朱棣設立殿閣大學士的初衷，便有著削弱六部尚書地位與職掌之意，也就此奠定了兩者之間相互制衡的關係。
當然，內閣這種職、權嚴重不相匹配的情況並沒有長久持續，隨著內閣地位的提升，仁宣時期開始形成閣臣入閣後加六部尚書或侍郎等虛銜的慣例。
如洪熙元年(1425)正月，加封“黃淮為少保、戶部尚書仍兼武英殿大學士，加少傅兼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兵部尚書，太子少保兼武英殿大學士金幼孜禮部尚書，俱三俸並支，仍掌內製”。
雖然這種加封是“不預所升職務”的，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對六部職權的侵犯。時人對此也曾明確指出其有違祖宗之意，“大學士五品爾，如欲加於六卿，則何不崇其階銜也”。
這種加銜雖然破壞了對內閣的限制，但是顯然在一定程度上給予了其干涉六部事務的便利，進一步強化了內閣對六部尚書的制衡。
另外，內閣建立之初的選任方式也與六部官員有明顯差異，內閣基本都是以直接從翰林院官員中選拔為主，甚至因此曾選擇部分新科進士與翰林院官員於內閣觀政，作為閣臣的預備者。這一條到如今萬曆年間也依然存在，即所謂觀政進士是也——他們的共同特點其實並不是“進士”，而是“翰林”，絕沒有不是翰林卻做了觀政進士的。
對此種情況，《明實錄》中較為明確的記載大概有兩次，第一次是在永樂二年(1404)左右，當時新科進士中的一甲與庶吉士的28人“就文淵閣進其學”，最終三年考滿之時，彭汝器、王直、餘鼎等人得以留任。
第二次是在宣德九年(1434)八月時，“命行在翰林院修撰馬愉、陳詢、林震、曹鼐，編修林文龔、錡鍾復、趙恢，大理寺左評事張益，同庶吉士薩琦、何瑄、鄭建、江淵……三十七人，於文淵閣進學”。
文淵閣是閣臣入直辦事之地，這兩次進學實質是內閣為挑選接班人而進行的，其中較為明確的是，王直曾長期在內閣撰寫詔書，馬愉、曹鼐在楊士奇、楊榮致仕後入閣預機務，可見當時內閣遷入的慣例是以翰林院官職為主，這在正統以後也繼續沿襲，“故正統年間陳循、高谷、苗衷、馬愉、曹鼐以學士入，張益、彭時、商輅以修撰入，則舊意猶存可考也”。
這種直接從“詞臣”或者說“史官”選拔入閣的方式，顯然重視的是秘書性職責，“蓋朝廷用入閣者皆出翰林，翰林之選文字而已，非嘗考其行也”。
這與六部尚書選拔注重行政能力是截然不同的，這時期的六部尚書中像何文淵、王翱、李秉等都是經過地方與中樞的行政歷練，從知府、推官等地方官升遷至中樞後，累遷至尚書之職的。
剛才曾說，如果按照過去的規矩，高務實做了戶部尚書，基本就絕了入閣的路，這和早幾年高務實外任廣西巡按時被很多人看衰是同一個道理，這是有例子的。
有一個非常典型的代表人物，就是曾擔任過吏部尚書的王直，他的仕宦經歷充分體現了內閣與六部尚書的制衡性。
王直，江西泰和人，永樂二年(1404)進士，授庶吉士並“事文淵閣”。他也是內閣成立以來第一批選拔入閣觀政學習的新科進士。最終三年考滿之時，王直得以繼續留任內閣，“俾屬草”。
當然嚴格意義上講，王直並非真正的閣臣，沒有殿閣大學士的名與實，僅可以看成是閣臣的候補。
王直的內閣生涯一直持續到正統五年(1440)左右，入閣三十餘年，不論是文采還是能力，都備受推崇，“中外鹹倚重之”。而且楊士奇、楊榮等閣臣在正統時年事已高，即將致仕，王直又與楊士奇有同鄉之誼，成為正式閣臣本來是水到渠成之事。
但是意外發生了，王直此時與楊士奇發生了嫌隙，楊士奇之子楊稷“居家暴橫，鄉民甚苦之”，王直曾就此提醒楊士奇，不料楊士奇卻被其子矇騙，認為“抑庵(王直)忌其功名，妄為此語”，由此嫉恨王直，隨即將其排擠出內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