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丞佐吏 作品
第11章 人物解讀——周呂令武侯:呂澤
但我們需要注意的是，司馬遷是史官、是太史公的前提是:司馬遷是一名漢官。
作為一名漢室官員，哪怕處在史官這樣一個超然的位置上，司馬遷也是需要講究政治正確的，但從《史記》當中，我們卻絲毫不見這樣的態度。
對於曾有‘軍事叛逃’汙點的李廣，司馬遷的評價是: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其李將軍之謂也？餘睹李將軍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為盡哀。彼其忠實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諭大也。“勇於當敵，仁愛士卒，號令不煩，師徒鄉之。”
這個評價，在不知情的人看來，或許李廣真的是出色的將領，是一個民族英雄式的悲情人物，但若是結合李廣‘私接梁王將軍印’的政治汙點，無疑是帶有極其濃厚的主觀色彩的。
對司馬遷藉此評價，來歪曲後世人對李廣的解讀，我懷有一定程度的鄙夷。
還有便是司馬遷對李陵的評價:
“陵事親孝，與士信，常奮不顧身以殉國家之急。其素所畜積也，有國士之風。今舉事一不成，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櫱其短，誠可痛也！且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輮戎馬之地，抑數萬之師，虜救死扶傷不暇，悉舉引弓之民共攻圍之。轉鬥千里，矢盡道窮，士張空弮，冒白刃，北首爭死敵，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然其所摧敗亦足暴於天下。彼之不死，宜欲得當以報漢也。”
一句‘事親孝，與士信，常奮不顧身以殉國家之急。’和‘其素所畜積也，有國士之風’，與歷史中判漢降胡的李陵形成了極其鮮明的對比，頗具諷刺意味，也足以看出司馬遷意圖遮掩李陵判漢，洗白李陵汙點，歪曲後世人感官的意圖。
第三點:身處時代。
眾所周知，司馬遷是漢武帝時期的歷史人物，大約出生於公元前140年左右，對於李廣、李陵等人物，司馬遷或許還能勉強談得上‘親身經歷’‘親眼見證’，但對於發生在公元前200年-公元前180年之間的諸呂，司馬遷的信息獲知渠道，應當是只有‘道聽途說’這個來源的。
至於通過皇室檔案、帝王起居錄獲知真相這個渠道，也可以排除。因為和現代人印象中的‘史學世家’不同，司馬遷的家族絕算不上什麼歷史淵源的史家。
從司馬遷家族的族譜當中，我們就不難看出這一點。
司馬遷八世祖:司馬錯，秦國武將；
六世祖:司馬靳，秦國武將；
高祖:司馬昌，秦始皇時期鐵官；
曾祖:司馬毋懌，漢高祖時期市長（市集吏長）；
祖父:司馬喜，無官職，五大夫爵位。
直到漢武帝劉徹恢復‘太史令’這一職務，並任命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為西漢第一任太史令，司馬家族才和‘史家’一詞沾上了關係。
司馬談被武帝劉徹任命為太史令，也基本可以確定為:專門負責記錄武帝劉徹的豐功偉績，傳於後人。
在此之前，漢室高皇帝時期、惠帝劉盈時期的皇帝起居錄，也是有極大概率在文帝登基之後被‘修正’過。
而在當時，先有秦始皇盡焚六國史書，後有項羽火燒咸陽宮的時代背景下，司馬遷卻在《史記》中，以‘記史’的名義寫下了五帝本紀、夏本紀、殷本紀、周本紀，這無疑足以讓人懷疑司馬遷著史的資料來源。
通過這三點，辯證的分析過後，我們不難得出這樣的結論:司馬遷著史，總體上保證了對客觀事實的闡述，大體歷史脈絡沒有問題，但對於漢武帝之前，尤其是呂后駕崩之前的歷史史實，司馬遷並沒有具備絕對說服力的資料來源，對於部分歷史人物的描寫，司馬遷也沒能避免主觀情感的影響。
到這裡，我們再回過頭去看待史書上，似乎毫無存在感的周呂侯呂澤，或許就清晰了許多。
司馬遷所處的時期是漢武帝劉徹時期，經過吳楚七國之亂，漢文帝劉恆一脈的皇統合法性已經毋庸置疑，既然如此，那呂氏外戚，乃至於惠帝劉盈一脈的醜化、反派化，自然是當時政治背景下的必要之舉。
從《史記》中許多活靈活現，卻完全說不通‘司馬遷怎麼知道這件事’的事件當中，我們也不難看出:對於惠帝劉盈、高後呂雉，以及包括呂臺、呂祿、呂產在內的呂氏外戚，太史公是有不同程度的醜化的。
那麼，周呂侯呂澤，究竟是個怎樣的人呢？
同樣通過《史記》記載，我們可以得知:呂澤是呂公的長子，是呂雉的長兄。
而在秦始皇在位時期，呂公舉家遷至豐邑，是受到了豐邑令的款待的，從這一點可以看出，呂氏家族，應當是小有名望的名門。
反觀劉家，劉邦官職為泗水亭長，長兄劉忡、次兄劉喜務農，四弟劉交就學。
從幼子劉交有錢出門遊學可以看出，作為落魄貴族，劉太公劉煓應該是有些家底，但從劉邦‘泗水亭長’的職務，也不難看出:在當時的豐邑，劉家的地位遠不及呂家。
那麼，問題來了:一個泗水亭長劉邦，真的有帶領整個豐沛起兵造反的號召力嗎？
販夫樊噲，劉邦或許還能支使的動，那在縣衙做官的周勃、曹參、蕭何等人，作為下級的劉邦，真的具備‘我們造反，你做我小弟’的人格魅力嗎？
或許有，但我個人更傾向於:這些名垂青史的‘小’人物，劉邦憑藉泗水亭長的身份還夠不上，應該是由豐邑名門呂氏的長子呂澤出面，為劉邦引見的。
作為一名漢室官員，哪怕處在史官這樣一個超然的位置上，司馬遷也是需要講究政治正確的，但從《史記》當中，我們卻絲毫不見這樣的態度。
對於曾有‘軍事叛逃’汙點的李廣，司馬遷的評價是: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其李將軍之謂也？餘睹李將軍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為盡哀。彼其忠實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諭大也。“勇於當敵，仁愛士卒，號令不煩，師徒鄉之。”
這個評價，在不知情的人看來，或許李廣真的是出色的將領，是一個民族英雄式的悲情人物，但若是結合李廣‘私接梁王將軍印’的政治汙點，無疑是帶有極其濃厚的主觀色彩的。
對司馬遷藉此評價，來歪曲後世人對李廣的解讀，我懷有一定程度的鄙夷。
還有便是司馬遷對李陵的評價:
“陵事親孝，與士信，常奮不顧身以殉國家之急。其素所畜積也，有國士之風。今舉事一不成，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櫱其短，誠可痛也！且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輮戎馬之地，抑數萬之師，虜救死扶傷不暇，悉舉引弓之民共攻圍之。轉鬥千里，矢盡道窮，士張空弮，冒白刃，北首爭死敵，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然其所摧敗亦足暴於天下。彼之不死，宜欲得當以報漢也。”
一句‘事親孝，與士信，常奮不顧身以殉國家之急。’和‘其素所畜積也，有國士之風’，與歷史中判漢降胡的李陵形成了極其鮮明的對比，頗具諷刺意味，也足以看出司馬遷意圖遮掩李陵判漢，洗白李陵汙點，歪曲後世人感官的意圖。
第三點:身處時代。
眾所周知，司馬遷是漢武帝時期的歷史人物，大約出生於公元前140年左右，對於李廣、李陵等人物，司馬遷或許還能勉強談得上‘親身經歷’‘親眼見證’，但對於發生在公元前200年-公元前180年之間的諸呂，司馬遷的信息獲知渠道，應當是只有‘道聽途說’這個來源的。
至於通過皇室檔案、帝王起居錄獲知真相這個渠道，也可以排除。因為和現代人印象中的‘史學世家’不同，司馬遷的家族絕算不上什麼歷史淵源的史家。
從司馬遷家族的族譜當中，我們就不難看出這一點。
司馬遷八世祖:司馬錯，秦國武將；
六世祖:司馬靳，秦國武將；
高祖:司馬昌，秦始皇時期鐵官；
曾祖:司馬毋懌，漢高祖時期市長（市集吏長）；
祖父:司馬喜，無官職，五大夫爵位。
直到漢武帝劉徹恢復‘太史令’這一職務，並任命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為西漢第一任太史令，司馬家族才和‘史家’一詞沾上了關係。
司馬談被武帝劉徹任命為太史令，也基本可以確定為:專門負責記錄武帝劉徹的豐功偉績，傳於後人。
在此之前，漢室高皇帝時期、惠帝劉盈時期的皇帝起居錄，也是有極大概率在文帝登基之後被‘修正’過。
而在當時，先有秦始皇盡焚六國史書，後有項羽火燒咸陽宮的時代背景下，司馬遷卻在《史記》中，以‘記史’的名義寫下了五帝本紀、夏本紀、殷本紀、周本紀，這無疑足以讓人懷疑司馬遷著史的資料來源。
通過這三點，辯證的分析過後，我們不難得出這樣的結論:司馬遷著史，總體上保證了對客觀事實的闡述，大體歷史脈絡沒有問題，但對於漢武帝之前，尤其是呂后駕崩之前的歷史史實，司馬遷並沒有具備絕對說服力的資料來源，對於部分歷史人物的描寫，司馬遷也沒能避免主觀情感的影響。
到這裡，我們再回過頭去看待史書上，似乎毫無存在感的周呂侯呂澤，或許就清晰了許多。
司馬遷所處的時期是漢武帝劉徹時期，經過吳楚七國之亂，漢文帝劉恆一脈的皇統合法性已經毋庸置疑，既然如此，那呂氏外戚，乃至於惠帝劉盈一脈的醜化、反派化，自然是當時政治背景下的必要之舉。
從《史記》中許多活靈活現，卻完全說不通‘司馬遷怎麼知道這件事’的事件當中，我們也不難看出:對於惠帝劉盈、高後呂雉，以及包括呂臺、呂祿、呂產在內的呂氏外戚，太史公是有不同程度的醜化的。
那麼，周呂侯呂澤，究竟是個怎樣的人呢？
同樣通過《史記》記載，我們可以得知:呂澤是呂公的長子，是呂雉的長兄。
而在秦始皇在位時期，呂公舉家遷至豐邑，是受到了豐邑令的款待的，從這一點可以看出，呂氏家族，應當是小有名望的名門。
反觀劉家，劉邦官職為泗水亭長，長兄劉忡、次兄劉喜務農，四弟劉交就學。
從幼子劉交有錢出門遊學可以看出，作為落魄貴族，劉太公劉煓應該是有些家底，但從劉邦‘泗水亭長’的職務，也不難看出:在當時的豐邑，劉家的地位遠不及呂家。
那麼，問題來了:一個泗水亭長劉邦，真的有帶領整個豐沛起兵造反的號召力嗎？
販夫樊噲，劉邦或許還能支使的動，那在縣衙做官的周勃、曹參、蕭何等人，作為下級的劉邦，真的具備‘我們造反，你做我小弟’的人格魅力嗎？
或許有，但我個人更傾向於:這些名垂青史的‘小’人物，劉邦憑藉泗水亭長的身份還夠不上，應該是由豐邑名門呂氏的長子呂澤出面，為劉邦引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