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2 政治指導員

    哪怕是邪教徒暴動，其核心骨幹，往往就是邪教中的香主、堂主之類，然後再以香主、堂主為軍事主官。

    這種分析，早在漢朝末年就有了。

    典型的就是“黃巾起義”，當然國朝的歷史書上，定性為“黃巾之亂”，但是在安仁軍中，其敘事就是“起義”，性質有著決然不同。

    “黃巾起義”的軍事主官，往往就是“大方三十六，小方七十二”的宗教頭目，然後教眾成為兵員，軍政一體，政教一體。

    在常克恭青少年時代，花重金求學的時候的，就學過“政治指導員”五個字。

    “政治”這個詞，在皇唐天朝的解釋中，已經超過了一般的“施政”“治理”，複雜的意識形態誕生，使得“政治”早就更加的複雜。

    如今安仁軍的誕生，以常克恭的見識，並沒有覺得什麼不妥，早晚都是有的。

    只是沒想到會如此“成熟”。

    “政治指導員”作為軍事主官，可能不是最強的，但在發展期，一定是最穩定也是最忠誠的。

    而穩定，也是因為忠誠。

    同時這種穩定和忠誠，僅僅是內部的表現，外在看來，比如說黃世安、鄧克等等帝國精英，他們看到的，只有超強的破壞力，恐怖的戰鬥力。

    要壓倒安仁新義勇，普普通通的一軍之將，不足以完成鎮壓，需要的，必然是集團軍、兵團。

    而現在，恰好出現在了一個讓人毛骨悚然的窗口期。

    帝國的中央軍，遲遲沒有調往鄱陽湖和洞庭湖，抑制“靖難軍”的痕跡、動作，也是基本沒有的。

    很顯然，不是中央軍出了問題，而是帝國中心出了問題。

    中央軍應不應該調往，調動之後應該調動多少，在此時出現了問題。

    因為皇唐天朝的疆域之中，出現的大規模動亂，絕非只有“靖難軍”一支。

    按照舊例，明面上的造反，不管是千里萬里，都是要去鎮壓的。

    保加爾部冒用突厥名義造反，其部年輕豪帥西蒙掀起的動盪，已經形成了大規模的叛亂，帝國有時候考量的，不是遠近強弱問題，而是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