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中得意 作品
6、第 6 章
方穆揚出來的時候，樓道有戶人家還在做西紅柿醬。夏天的西紅柿不值錢，到了冬天可就成了稀罕物，北方冬天的應季蔬菜少得可憐。有人在夏天趁著便宜買一堆西紅柿，洗淨切塊蒸了，再把做好的醬灌進輸液瓶子，灌完了擰緊橡皮塞，等著冬天吃。瓶子是用開水煮沸消毒過的，此刻裝好西紅柿醬，在桌子上排了一排。還有人在炸小黃花魚，味兒直衝鼻子。
傍晚有風，吹得樹葉子直響，蟬不停地叫，一樓有戶人家在樹蔭底下支了張桌子吃晚飯，一家人圍在一起，年長的男人拿筷子蘸了散裝啤酒遞到孩子嘴裡。
方穆揚在門口站了好一會兒才拍了一張照片。直到一個女孩子出現在鏡頭裡，一分鐘的時間，他連著拍了好幾張。
費霓騎車的時候始終和車座保持一段距離，晚風鑽進她的後脖領子，白襯衫鼓脹起來。她穿短袖白襯衫配工裝褲，典型的工廠女工打扮，腳上是回力白球鞋，很白，不是新鞋的白，而是刷了好多次的那種蔫兒白。
她停了車，打眼就看見了方穆揚。他也穿一件白襯衫，最上面的兩顆釦子開著，襯衫是長袖的，袖子捲到手肘，通常像他這種卷法，都會有一塊全鋼手錶，上海牌的，但他沒有手錶，只有結實的小臂，手持照相機，衝著她笑，介於寬厚和無賴之間的那種笑。費霓也對他笑笑，方穆揚的相機拍下了這一幕。費霓低頭鎖車，車把上掛著一個網兜，網兜裡盛著西瓜。
方穆揚走近費霓，費霓的五官在他眼裡越發清晰。
他從褲兜裡掏出一張紙展開遞給費霓，“你給我的海棠花開得很好，沒相機，我就畫了下來，讓你看看。”
方穆揚本來是用鉛筆畫畫，有畫中人要求給畫上色，特意買了顏料給他。於是這副海棠也有了顏色。
費霓從畫裡看出了方穆揚畫這張畫時的天氣，以及方穆揚的澆水方式，因為畫上的海棠葉子上有水珠，好像隨時要滑下來。她讓方穆揚澆花的時候不要從花上往下倒。
“你怎麼知道的？”
“你的畫告訴我的。這些年你一直在畫畫吧。”
費霓
記得有一年方穆揚畫畫得了大獎，他的姥姥還請同學去家裡做客。方穆揚動不動以自己太姥爺是撿破爛的自居，到了他外祖母家費霓才發現局部的事實和真相有時真是天壤之別。方穆揚的姥姥自己住一幢小洋樓，她的兒子們在國外定居，唯一的女兒——也就是方穆揚的母親，嫌她是一個不事生產靠吃定息生活的資產階級，很少同她來往。
方穆揚長在紅旗下，一出生資本家就已經慈眉善目起來，至少表面上是，他並未親眼見證過資本家對普羅大眾的壓迫，所以也無法對他們產生刻骨的仇恨，只把他們當作可以團結的對象，所以他經常到自己外祖母家玩兒。
雖然時代變了，他的姥姥也儉省起來，但這種節儉只不過是把家裡花匠辭了，由男傭兼任，花園裡的玫瑰一樣開得爛漫，德國車一樣的坐，咖啡一樣的喝，最新唱片一樣的聽，家裡佈置一樣的講究，最不講究的就是把齊白石的畫和外孫的塗鴉掛在一起。
後來方穆揚的姥姥去世，房子留給了他，姥姥頭七沒過就被他母親捐了出去，如今也不知道房主成了誰。去年，費霓騎車經過那個院子，眼睛順著鐵門裡的縫瞥過去，哪裡還有玫瑰，蜜蜂落在黃瓜花上，已是另一番風景。
“以前我也會畫畫嗎？”
方穆揚問得隨意，費霓聽起來卻不是那麼一回事。他還沒想起來，是她誤會了。費霓看著畫想，肌肉記憶比什麼深刻，他沒恢復記憶，卻恢復了畫畫的能力。她抬頭看他，這人也不知道什麼叫傷心，又想他這樣也沒可傷心的，煩心事兒都忘了，每天有吃有喝能畫畫，還能有餘錢給人照相四處溜達。都記起來也未必是什麼好事。
傍晚有風，吹得樹葉子直響，蟬不停地叫，一樓有戶人家在樹蔭底下支了張桌子吃晚飯，一家人圍在一起，年長的男人拿筷子蘸了散裝啤酒遞到孩子嘴裡。
方穆揚在門口站了好一會兒才拍了一張照片。直到一個女孩子出現在鏡頭裡，一分鐘的時間，他連著拍了好幾張。
費霓騎車的時候始終和車座保持一段距離，晚風鑽進她的後脖領子，白襯衫鼓脹起來。她穿短袖白襯衫配工裝褲，典型的工廠女工打扮，腳上是回力白球鞋，很白，不是新鞋的白，而是刷了好多次的那種蔫兒白。
她停了車，打眼就看見了方穆揚。他也穿一件白襯衫，最上面的兩顆釦子開著，襯衫是長袖的，袖子捲到手肘，通常像他這種卷法，都會有一塊全鋼手錶，上海牌的，但他沒有手錶，只有結實的小臂，手持照相機，衝著她笑，介於寬厚和無賴之間的那種笑。費霓也對他笑笑，方穆揚的相機拍下了這一幕。費霓低頭鎖車，車把上掛著一個網兜，網兜裡盛著西瓜。
方穆揚走近費霓，費霓的五官在他眼裡越發清晰。
他從褲兜裡掏出一張紙展開遞給費霓，“你給我的海棠花開得很好，沒相機，我就畫了下來，讓你看看。”
方穆揚本來是用鉛筆畫畫，有畫中人要求給畫上色，特意買了顏料給他。於是這副海棠也有了顏色。
費霓從畫裡看出了方穆揚畫這張畫時的天氣，以及方穆揚的澆水方式，因為畫上的海棠葉子上有水珠，好像隨時要滑下來。她讓方穆揚澆花的時候不要從花上往下倒。
“你怎麼知道的？”
“你的畫告訴我的。這些年你一直在畫畫吧。”
費霓
記得有一年方穆揚畫畫得了大獎，他的姥姥還請同學去家裡做客。方穆揚動不動以自己太姥爺是撿破爛的自居，到了他外祖母家費霓才發現局部的事實和真相有時真是天壤之別。方穆揚的姥姥自己住一幢小洋樓，她的兒子們在國外定居，唯一的女兒——也就是方穆揚的母親，嫌她是一個不事生產靠吃定息生活的資產階級，很少同她來往。
方穆揚長在紅旗下，一出生資本家就已經慈眉善目起來，至少表面上是，他並未親眼見證過資本家對普羅大眾的壓迫，所以也無法對他們產生刻骨的仇恨，只把他們當作可以團結的對象，所以他經常到自己外祖母家玩兒。
雖然時代變了，他的姥姥也儉省起來，但這種節儉只不過是把家裡花匠辭了，由男傭兼任，花園裡的玫瑰一樣開得爛漫，德國車一樣的坐，咖啡一樣的喝，最新唱片一樣的聽，家裡佈置一樣的講究，最不講究的就是把齊白石的畫和外孫的塗鴉掛在一起。
後來方穆揚的姥姥去世，房子留給了他，姥姥頭七沒過就被他母親捐了出去，如今也不知道房主成了誰。去年，費霓騎車經過那個院子，眼睛順著鐵門裡的縫瞥過去，哪裡還有玫瑰，蜜蜂落在黃瓜花上，已是另一番風景。
“以前我也會畫畫嗎？”
方穆揚問得隨意，費霓聽起來卻不是那麼一回事。他還沒想起來，是她誤會了。費霓看著畫想，肌肉記憶比什麼深刻，他沒恢復記憶，卻恢復了畫畫的能力。她抬頭看他，這人也不知道什麼叫傷心，又想他這樣也沒可傷心的，煩心事兒都忘了，每天有吃有喝能畫畫，還能有餘錢給人照相四處溜達。都記起來也未必是什麼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