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奀月 作品
論遷都西安的必要性
“一國首都所在之選擇，雖非一種政治制度，而實與一切政治制度有精神上內在甚深密之關係”。在錢穆看來首都與一個國家體制的內在聯繫很大程度上體現在精神方面，一個國家的首都意味著中央政府的所在，意味著一個國家的控制樞紐，因此，“首都所在地之一切物質環境，其影響於整個政府之精神方面者，蓋甚微妙而深摯”。錢穆十分強調首都的自然和人文地理環境對一個國家政治體制之內在精神文化方面的影響。
另一方面，我們不能忽略錢穆談首都區位的歷史大背景。錢穆預見到戰後中國將迎來一次關鍵的立國時刻，因此定都作為一個影響深遠的憲制議題就得以凸顯出來。“竊謂國家首都地位之選擇，此乃立國百年大計，必與其整個國策相配合，換言之，即當與國家前進之動向相配合。”因此，首都實際上反映了對於現代中國的立國規模的定位和謀劃。
在這個意義上，定都西安就和錢穆所設想的立國方略銜接起來。既然西北地區對於現代中國的國家建構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那麼首都的選址也必須要配合振興中國內陸的基本國策。西安的地理位置恰好是在西北和東南地區的交匯，是東南地區的人力物力資源輸送西北，並支持西北地區發展的經濟交通樞紐。
在錢穆看來，定都西安既具有深遠的經濟地理原因，同時也是對未來中國百年立國大計的鄭重宣示，通過一個定基性的政治決策來宣示對以西北地區為重心的國家安全和地區建設的關切。
此外，中央政府的所在往往會形成人才和文化的中心，定都於內陸恰恰是吸引全國的知識分子和政治精英迴流至這些地區，以解決中國“血脈不流通，神經不健全”的偏枯之症。
除了知識分子和精英以外，錢穆更為看重中國廣大內陸的群眾，定都西安正是要“接近國內大多數想接近政府而無法接近的民眾”，西北乃至整個內陸地區長期遠離國家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同時當地民眾也缺乏條件來了解和靠攏政府，長期以往將損害一個國家的內在向心力和整合能力。
此外我們自然不能忽略定都西安在國家安全和統一層面上的意義。錢穆在其文章中對明成祖朱棣大加讚賞，在錢穆看來，基於明王朝當時的歷史時刻，定都北京無疑是一個目光深遠的政治決斷。
“所以明成祖之建都燕京，實得漢、唐建都長安之規模，同樣為一種逆勢動態的進取國策。”在此意義上，定都西安就顯得別有深意。
正如前文所示，錢穆將未來新中國最大的國家安全隱患定位在中國的北部強鄰蘇聯，那麼定都西安就是效仿明成祖故事，通過將國家的政治軍事中心建立在與外敵抗衡的國防第一線，以一種積極防禦的姿態和策略來構建中國的新國防體系。
我們似乎也應當考慮錢穆在文中所不便明言的國內政治環境。《論首都》一文寫於1942年，當時國共兩黨正在開展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擊日寇的侵略。《戰後新首都問題》寫於1945年8月，日本法西斯戰敗投降，國共兩黨即將就戰後中國的政治統一展開協商。在這樣的大背景下，錢穆自然很可能去關注和思考，如何使兩個擁有不同意識形態綱領和組織原則的政黨達成一致，共同致力於新中國的統一和戰後建設。
我們不難想到，西安距離中共陝北革命根據地的延安僅有300千米左右，西安亦可以被視作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勢力範圍的交匯點。定都西安對兩黨而言既是政治合作的象徵，也是通過政治地理的現實條件促成兩大政黨的實際權力範圍得以融合統一。
▍進退之勢與立國規模:錢穆論首都地理與民族精神之關係
錢穆對於新中國首都之地理區位的高度重視反映在兩個維度上，一個是現實政治層面，錢穆高度重視首都位置與國家建構及國家安全之間的內在聯繫；第二個層面，錢穆試圖通過新首都來重塑新一代中國人的民族精神。如果說現代國家建構問題主要是應對立國時勢而作，那麼民族精神的重塑則稱得上影響未來中國命運走勢的百年大計。在此錢穆主要藉助中國傳統的政治觀念來詮釋地理因素對國民精神和國運走勢的內在影響。
錢穆在《戰後新首都問題》一文中通過梳理秦以降兩千年來中國各朝代首都區位的變遷與本朝立國規模的關係來論述該問題。在開篇，錢穆從“有些國家常有首都問題之發生，而有些國家則否”展開對古今中外各個國家的類型學劃分。
在錢穆看來，古往今來的國家分為兩類:自然國家和人文國家，或曰單式國家和複式國家。錢穆認為，除開西方的帝國以外，泰西諸國從古代城邦國家到近代民族國家都是一種自然單式國家，因為它們都有自然之疆界與民族。
相比之下，中國自秦漢以來就進入了人文複式國家的階段，“其國家之創建，全由人文化成，而不復為自然的地形與民族之隔閡所限”，也就是說，中國國家的形成受自然地理因素的影響相比較小，而受中國文明傳統的影響更大。因此，西方大國的首都如倫敦、柏林和巴黎是自然形成的。
但是中國自古以來首都的地理變遷就十分頻繁，其中當然不乏地理條件的演變，但主要是人事所為。因此錢穆指出，“在人文複式國家，首都之選擇，實為一至重極要之事。一國家之規模與精神，只看其首都之選擇，已不啻如示諸掌”。
事實上錢穆所講的立國規模與精神，既反映了一個國家的人民所共享的民族精神與文化氣質，同時也可視作國家的宏觀戰略和基本國策。因此立國規模本身即是制度結構和文化氣質的統一。錢穆把中國歷史上的立國規模與精神主要分為兩類:順勢進取和逆勢退嬰。而中國的立國規模同中國的地形地勢又有極為緊密的聯繫。
總體而言，中國地勢西北高而東南低，西北為內陸地區，氣候寒冷乾旱；東南為季風地區，氣候溫暖溼潤。在經濟層面來說，東南物產豐饒，經濟繁榮，而西北物資匱乏，經濟發展滯後。因此，就自然之勢而言，中國的人力物力資源會自然地從西北向東南傾斜，“一切風氣土物，亦削於西北而積於東南”。
實際上，有此種中國地理現實所引致的“自然之勢”於中國各地均有不利影響。與西北地區的不利之處前文已經詳細說明。扼要而言，西北的貧瘠閉塞不利於現代中國的國家統一和國家安全，使中國始終面臨分裂和解體的危險。
然而，這樣的局面於東南地區而言同樣是有害的，人力物力資源在東南的高度集中，會導致“東南常有沉澱壅滯之患”。在費正清、孔飛力等歷史學者的研究中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在明清帝國中葉，中國東南地區在經濟高度繁榮的同時所產生的一系列社會隱患:
人口過度增長突破了當地農業生產能力所能承載的數量，由此江浙地區產生了大量無地流民，貧富差距日益懸殊，社會矛盾激化。而錢穆所看重的是，過度的富庶和安逸對一個民族之精神氣質的侵蝕和消磨，尤其是當中國的首都地處“六朝金粉”的金陵或臨安時，中國自然不復有漢唐時期磅礴恢弘的精神氣質。
錢穆藉此將中國的歷史分為兩個階段:秦漢隋唐為一個歷史時期，宋元明清為第二個歷史時期。西漢、隋和唐將國都置於長安；北宋以汴京為都，南宋偏安臨安，元明清三朝定都北京。錢穆認為，歷史上凡是定都長安的王朝都展現出一種逆勢進取的國家精神。
就自然條件而論，長安實非定都之首選，關中地區的經濟不足以供養國都，因此需要利用漕運從中國東部地區輸送糧食物資，勞費極大，同時秦漢以來中國的文化中心在中原，洛陽和汴京都是中國人才薈萃的淵藪。而長安則需要將東部的精英一併輸送至長安。
然而錢穆認為，就各個王朝之立國規模來看，西漢和盛唐是中國歷史上最為恢弘磅礴的朝代，整個國家的內在精神充滿了昂揚堅韌和積極進取的大國氣質。相比之下，東漢則更顯侷促和守成，而北宋則疲軟不堪，無力對抗北方遊牧民族而國家淪陷。
錢穆認為，整個中國即是一個政治身體，“國家形勢，譬之人身，倘以中國為一大人，西漢則頭腦在關中，洛陽其胸部”。因此，西漢隋唐政治身體的頭部直接面對苦寒貧瘠的自然條件和北方外敵的軍事威脅，“頭腦豁露在外，時時有清新寒冷的刺激”，因此整個國家始終處在一種動態的危機感之中，由此激發了一個民族的積極進取的事功精神和一種奮鬥競存的尚武精神。
此外，中國是一個農業文明國家，而傳統農業文明的特徵即是安土重遷，封閉自足。錢穆認為，首都的選擇應當從整個文明的精神氣質上考量，彌合調劑中國文化氣質的弊病和缺陷，西安一城一地的資源和人力絕不足以供給一個首都的規模需求，因此必須要建立和維持強大的國家動員能力和財政汲取能力，把全國尤其是東南地區的人力物力補充到首都來，籍此來保障中國的國家機器在此種逆勢的動進中常葆活力。所以在錢穆看來西漢隋唐的政治首腦“常帶一種複雜的動進性於不自知覺之中。而此種複雜的動進性，實與農業文化之安定純一相得益彰”。
錢穆將上述國家首都與民族精神的內在關聯擴展到對世界文明史的考察之中。錢穆認為，西歐文明的中心始於希臘，繼之以羅馬，近代以後經西、葡、荷、法而到英國，然後再次轉向大陸，又德國到蘇聯。總體而言，文明中心的歷史演變遵循了“由平趨高，由暖趨涼，由小地面到曠大處”的規律。
錢穆認為，西歐文明中心的地理變遷規律使得歐洲民族得以不斷保持一種“精力彌滿，不斷有奮進邁上之概”。麥金德等地緣政治學家將這一西方文明迭代繼起的演變過程，大體總結為陸權最終對海權所具有的戰略優勢，而錢穆則以地形高低作為文明中心變遷的內在機理。
相比之下，中國文明的歷史轉動趨向卻剛好相反，“從黃河流域，以長安、洛陽為中心的漸漸移到長江，再由江浙移趨閩越，真是由大地面移向小地面”，因此中國歷史發展的整體規模是順勢向下的，缺乏一種逆勢進取的文化精神。
事實上，中國不同區域之間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偏枯”現象正是這一文明弊病的表象，而一個國家同時存在兩個形態相互對立的區域往往是大亂將至的前兆。因此，錢穆認為，中國歷史文化的新生一定要在自身文明的內部去尋找，那麼中央政府就應該領導全國的知識分子和經濟力量，迴向中國廣大的高寒內陸地區。
如果把視野拉回到錢穆所生活經歷的歷史世界之中，我們就更能體會錢穆從國家民族精神層面推崇西安為新中國國都的用心了。一方面，從南京國民黨政府成立的十年時間，都城一直位於南京。在錢穆看來，此時的國民黨政府的政治決策和機構已然處在以四大家族為首的官僚資本的侵蝕和感染之下。
如果未來的中國想要擺脫官僚資本以及這種資本力量所內含的奢榮萎靡的精神氣質，就應該將政治中心同經濟中心相分離，“若據經濟情形，則政治首都不必與經濟中心重規疊矩……若求以艱苦卓絕建新國，若求超拔於官僚資本貪汙惡濁空氣之氛圍，則毋寧以政治首都遠離商業城市”。
另一方面，中國尚處在外敵凌虐，山河破碎的危亡和刺激之下，但錢穆認為，中國文明的未來恰恰就需要在這種極端的刺激之中促使這個古老文明迸發出強大的精神力量，而這種新精力，將是“中國民族新生命之復始”。
在西安這樣的自然人文環境下，中國的新一代政治精英，從政治家，軍人到思想家都應該在此接受洗禮，體悟中國民族精神中堅毅強韌篤厚偉大的一面，常保此種救國於危亡之中的生命力，成為實現新中國文明覆興的“活的長城”。
▍兼具海陸的大陸農國:文明比較視野下的中國道路選擇
“夫新中國之建設，將為內陸開發乎？抑為海洋飛躍乎……此誠國家百年大計，所當先決，國策則精神有所凝注，而新首都之選擇將不煩言而定。”錢穆在《論首都》的結尾敏銳地指出，首都問題的背後實際上是戰後新中國的海陸文明道路選擇的問題。
從表面上看，錢穆的主張是典型的“陸地中國”觀念。錢穆對陸地的推重，一方面具有國防因素的支撐，即前文所述對北部軍事威脅的積極防禦，同時錢穆亦有對中華民族之精神重塑的考量。但我們不難發現，錢穆並沒有把新中國單純定位於一個陸上或海上國家，而是提出“大陸農國”這一概念，凝練地表達了他對未來中國文明道路選擇的設想和期望。
另一方面，我們不能忽略錢穆談首都區位的歷史大背景。錢穆預見到戰後中國將迎來一次關鍵的立國時刻，因此定都作為一個影響深遠的憲制議題就得以凸顯出來。“竊謂國家首都地位之選擇，此乃立國百年大計，必與其整個國策相配合，換言之，即當與國家前進之動向相配合。”因此，首都實際上反映了對於現代中國的立國規模的定位和謀劃。
在這個意義上，定都西安就和錢穆所設想的立國方略銜接起來。既然西北地區對於現代中國的國家建構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那麼首都的選址也必須要配合振興中國內陸的基本國策。西安的地理位置恰好是在西北和東南地區的交匯，是東南地區的人力物力資源輸送西北，並支持西北地區發展的經濟交通樞紐。
在錢穆看來，定都西安既具有深遠的經濟地理原因，同時也是對未來中國百年立國大計的鄭重宣示，通過一個定基性的政治決策來宣示對以西北地區為重心的國家安全和地區建設的關切。
此外，中央政府的所在往往會形成人才和文化的中心，定都於內陸恰恰是吸引全國的知識分子和政治精英迴流至這些地區，以解決中國“血脈不流通，神經不健全”的偏枯之症。
除了知識分子和精英以外，錢穆更為看重中國廣大內陸的群眾，定都西安正是要“接近國內大多數想接近政府而無法接近的民眾”，西北乃至整個內陸地區長期遠離國家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同時當地民眾也缺乏條件來了解和靠攏政府，長期以往將損害一個國家的內在向心力和整合能力。
此外我們自然不能忽略定都西安在國家安全和統一層面上的意義。錢穆在其文章中對明成祖朱棣大加讚賞，在錢穆看來，基於明王朝當時的歷史時刻，定都北京無疑是一個目光深遠的政治決斷。
“所以明成祖之建都燕京，實得漢、唐建都長安之規模，同樣為一種逆勢動態的進取國策。”在此意義上，定都西安就顯得別有深意。
正如前文所示，錢穆將未來新中國最大的國家安全隱患定位在中國的北部強鄰蘇聯，那麼定都西安就是效仿明成祖故事，通過將國家的政治軍事中心建立在與外敵抗衡的國防第一線，以一種積極防禦的姿態和策略來構建中國的新國防體系。
我們似乎也應當考慮錢穆在文中所不便明言的國內政治環境。《論首都》一文寫於1942年，當時國共兩黨正在開展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擊日寇的侵略。《戰後新首都問題》寫於1945年8月，日本法西斯戰敗投降，國共兩黨即將就戰後中國的政治統一展開協商。在這樣的大背景下，錢穆自然很可能去關注和思考，如何使兩個擁有不同意識形態綱領和組織原則的政黨達成一致，共同致力於新中國的統一和戰後建設。
我們不難想到，西安距離中共陝北革命根據地的延安僅有300千米左右，西安亦可以被視作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勢力範圍的交匯點。定都西安對兩黨而言既是政治合作的象徵，也是通過政治地理的現實條件促成兩大政黨的實際權力範圍得以融合統一。
▍進退之勢與立國規模:錢穆論首都地理與民族精神之關係
錢穆對於新中國首都之地理區位的高度重視反映在兩個維度上，一個是現實政治層面，錢穆高度重視首都位置與國家建構及國家安全之間的內在聯繫；第二個層面，錢穆試圖通過新首都來重塑新一代中國人的民族精神。如果說現代國家建構問題主要是應對立國時勢而作，那麼民族精神的重塑則稱得上影響未來中國命運走勢的百年大計。在此錢穆主要藉助中國傳統的政治觀念來詮釋地理因素對國民精神和國運走勢的內在影響。
錢穆在《戰後新首都問題》一文中通過梳理秦以降兩千年來中國各朝代首都區位的變遷與本朝立國規模的關係來論述該問題。在開篇，錢穆從“有些國家常有首都問題之發生，而有些國家則否”展開對古今中外各個國家的類型學劃分。
在錢穆看來，古往今來的國家分為兩類:自然國家和人文國家，或曰單式國家和複式國家。錢穆認為，除開西方的帝國以外，泰西諸國從古代城邦國家到近代民族國家都是一種自然單式國家，因為它們都有自然之疆界與民族。
相比之下，中國自秦漢以來就進入了人文複式國家的階段，“其國家之創建，全由人文化成，而不復為自然的地形與民族之隔閡所限”，也就是說，中國國家的形成受自然地理因素的影響相比較小，而受中國文明傳統的影響更大。因此，西方大國的首都如倫敦、柏林和巴黎是自然形成的。
但是中國自古以來首都的地理變遷就十分頻繁，其中當然不乏地理條件的演變，但主要是人事所為。因此錢穆指出，“在人文複式國家，首都之選擇，實為一至重極要之事。一國家之規模與精神，只看其首都之選擇，已不啻如示諸掌”。
事實上錢穆所講的立國規模與精神，既反映了一個國家的人民所共享的民族精神與文化氣質，同時也可視作國家的宏觀戰略和基本國策。因此立國規模本身即是制度結構和文化氣質的統一。錢穆把中國歷史上的立國規模與精神主要分為兩類:順勢進取和逆勢退嬰。而中國的立國規模同中國的地形地勢又有極為緊密的聯繫。
總體而言，中國地勢西北高而東南低，西北為內陸地區，氣候寒冷乾旱；東南為季風地區，氣候溫暖溼潤。在經濟層面來說，東南物產豐饒，經濟繁榮，而西北物資匱乏，經濟發展滯後。因此，就自然之勢而言，中國的人力物力資源會自然地從西北向東南傾斜，“一切風氣土物，亦削於西北而積於東南”。
實際上，有此種中國地理現實所引致的“自然之勢”於中國各地均有不利影響。與西北地區的不利之處前文已經詳細說明。扼要而言，西北的貧瘠閉塞不利於現代中國的國家統一和國家安全，使中國始終面臨分裂和解體的危險。
然而，這樣的局面於東南地區而言同樣是有害的，人力物力資源在東南的高度集中，會導致“東南常有沉澱壅滯之患”。在費正清、孔飛力等歷史學者的研究中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在明清帝國中葉，中國東南地區在經濟高度繁榮的同時所產生的一系列社會隱患:
人口過度增長突破了當地農業生產能力所能承載的數量，由此江浙地區產生了大量無地流民，貧富差距日益懸殊，社會矛盾激化。而錢穆所看重的是，過度的富庶和安逸對一個民族之精神氣質的侵蝕和消磨，尤其是當中國的首都地處“六朝金粉”的金陵或臨安時，中國自然不復有漢唐時期磅礴恢弘的精神氣質。
錢穆藉此將中國的歷史分為兩個階段:秦漢隋唐為一個歷史時期，宋元明清為第二個歷史時期。西漢、隋和唐將國都置於長安；北宋以汴京為都，南宋偏安臨安，元明清三朝定都北京。錢穆認為，歷史上凡是定都長安的王朝都展現出一種逆勢進取的國家精神。
就自然條件而論，長安實非定都之首選，關中地區的經濟不足以供養國都，因此需要利用漕運從中國東部地區輸送糧食物資，勞費極大，同時秦漢以來中國的文化中心在中原，洛陽和汴京都是中國人才薈萃的淵藪。而長安則需要將東部的精英一併輸送至長安。
然而錢穆認為，就各個王朝之立國規模來看，西漢和盛唐是中國歷史上最為恢弘磅礴的朝代，整個國家的內在精神充滿了昂揚堅韌和積極進取的大國氣質。相比之下，東漢則更顯侷促和守成，而北宋則疲軟不堪，無力對抗北方遊牧民族而國家淪陷。
錢穆認為，整個中國即是一個政治身體，“國家形勢，譬之人身，倘以中國為一大人，西漢則頭腦在關中，洛陽其胸部”。因此，西漢隋唐政治身體的頭部直接面對苦寒貧瘠的自然條件和北方外敵的軍事威脅，“頭腦豁露在外，時時有清新寒冷的刺激”，因此整個國家始終處在一種動態的危機感之中，由此激發了一個民族的積極進取的事功精神和一種奮鬥競存的尚武精神。
此外，中國是一個農業文明國家，而傳統農業文明的特徵即是安土重遷，封閉自足。錢穆認為，首都的選擇應當從整個文明的精神氣質上考量，彌合調劑中國文化氣質的弊病和缺陷，西安一城一地的資源和人力絕不足以供給一個首都的規模需求，因此必須要建立和維持強大的國家動員能力和財政汲取能力，把全國尤其是東南地區的人力物力補充到首都來，籍此來保障中國的國家機器在此種逆勢的動進中常葆活力。所以在錢穆看來西漢隋唐的政治首腦“常帶一種複雜的動進性於不自知覺之中。而此種複雜的動進性，實與農業文化之安定純一相得益彰”。
錢穆將上述國家首都與民族精神的內在關聯擴展到對世界文明史的考察之中。錢穆認為，西歐文明的中心始於希臘，繼之以羅馬，近代以後經西、葡、荷、法而到英國，然後再次轉向大陸，又德國到蘇聯。總體而言，文明中心的歷史演變遵循了“由平趨高，由暖趨涼，由小地面到曠大處”的規律。
錢穆認為，西歐文明中心的地理變遷規律使得歐洲民族得以不斷保持一種“精力彌滿，不斷有奮進邁上之概”。麥金德等地緣政治學家將這一西方文明迭代繼起的演變過程，大體總結為陸權最終對海權所具有的戰略優勢，而錢穆則以地形高低作為文明中心變遷的內在機理。
相比之下，中國文明的歷史轉動趨向卻剛好相反，“從黃河流域，以長安、洛陽為中心的漸漸移到長江，再由江浙移趨閩越，真是由大地面移向小地面”，因此中國歷史發展的整體規模是順勢向下的，缺乏一種逆勢進取的文化精神。
事實上，中國不同區域之間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偏枯”現象正是這一文明弊病的表象，而一個國家同時存在兩個形態相互對立的區域往往是大亂將至的前兆。因此，錢穆認為，中國歷史文化的新生一定要在自身文明的內部去尋找，那麼中央政府就應該領導全國的知識分子和經濟力量，迴向中國廣大的高寒內陸地區。
如果把視野拉回到錢穆所生活經歷的歷史世界之中，我們就更能體會錢穆從國家民族精神層面推崇西安為新中國國都的用心了。一方面，從南京國民黨政府成立的十年時間，都城一直位於南京。在錢穆看來，此時的國民黨政府的政治決策和機構已然處在以四大家族為首的官僚資本的侵蝕和感染之下。
如果未來的中國想要擺脫官僚資本以及這種資本力量所內含的奢榮萎靡的精神氣質，就應該將政治中心同經濟中心相分離，“若據經濟情形，則政治首都不必與經濟中心重規疊矩……若求以艱苦卓絕建新國，若求超拔於官僚資本貪汙惡濁空氣之氛圍，則毋寧以政治首都遠離商業城市”。
另一方面，中國尚處在外敵凌虐，山河破碎的危亡和刺激之下，但錢穆認為，中國文明的未來恰恰就需要在這種極端的刺激之中促使這個古老文明迸發出強大的精神力量，而這種新精力，將是“中國民族新生命之復始”。
在西安這樣的自然人文環境下，中國的新一代政治精英，從政治家，軍人到思想家都應該在此接受洗禮，體悟中國民族精神中堅毅強韌篤厚偉大的一面，常保此種救國於危亡之中的生命力，成為實現新中國文明覆興的“活的長城”。
▍兼具海陸的大陸農國:文明比較視野下的中國道路選擇
“夫新中國之建設，將為內陸開發乎？抑為海洋飛躍乎……此誠國家百年大計，所當先決，國策則精神有所凝注，而新首都之選擇將不煩言而定。”錢穆在《論首都》的結尾敏銳地指出，首都問題的背後實際上是戰後新中國的海陸文明道路選擇的問題。
從表面上看，錢穆的主張是典型的“陸地中國”觀念。錢穆對陸地的推重，一方面具有國防因素的支撐，即前文所述對北部軍事威脅的積極防禦，同時錢穆亦有對中華民族之精神重塑的考量。但我們不難發現，錢穆並沒有把新中國單純定位於一個陸上或海上國家，而是提出“大陸農國”這一概念，凝練地表達了他對未來中國文明道路選擇的設想和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