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無風 作品
第1603章 壽宴上的爭論(中)
徐學謨所謂“各部連年加設，今日先設十餘官，明日又設十餘官，何時是個頭？”之說，其實非常有中國曆代朝廷的特色，典型思路就是堅持搞“小政府”，不搞大政府。
小政府和大政府，歸根結底就是有限責任政府和無限責任政府之間的區別，這個問題本書前文曾經簡單論述過，此處不再贅述。而按照高務實的看法，以中國的傳統思想體系而言，其實是更適合大政府的，但那只是從思想體系而言，在實際操作中未必如此，因為條件有限。
什麼條件？發展程度。
發展程度是一個很大的詞，代表著方方面面，社會制度體系也好，科技水平高低也罷，都屬於發展程度問題，除此之外甚至還有國家財政水平之類。
大明朝從國家建制上來講，算是絕對君權制度，理論上是完全可以搞大政府的，但中國曆代“皇權不下縣”也有其原因，那就是國家財力不足以支持“把支部建在村裡”的制度。
想想看，有明一朝縣級衙門的正式官員才幾個人？
有原文在此作證:“知縣，掌一縣之政。凡賦役，歲會實徵，十年造黃冊，以丁產為差。賦有金谷、布帛及諸貨物之賦，役有力役、僱役、借債不時之役，皆視天時休咎，地利豐耗，人力貧富，調劑而均節之。歲歉則請於府若省蠲減之。凡養老、祀神、貢士、讀法、表善良、恤窮乏、稽保甲、嚴緝捕、聽獄訟，皆躬親厥職而勤慎焉。若山海澤藪之產，足以資國用者，則按籍而致貢。
縣丞、主簿分掌糧馬、巡捕之事。典史典文移出納。如無縣丞，或無主簿，則分領丞簿職。縣丞、主簿，添革不一。若編戶不及二十里者並裁。”
換句話說，一個縣的正是官員只有幾個人:知縣一人，正七品；縣丞一人，正八品；主簿一人，正九品；其屬，典史一人。
正式編制就這些，攏共四個人。倘若是小縣，那還要少一些，沒有主薄或沒有縣丞，甚至都沒有。當然，縣裡還有其他所謂的“吏”，但吏從來是不屬於正式官員，是不歸朝廷財政負責養活的，理論上是由當地“留存”的田賦養活。
這麼幾個人，能管理好一個縣的事務嗎？放在後世那肯定不能，因為後世的政府要管的事太多了，這幾個人就算三頭六臂都管不過來百分之一。
那這一對比就很令人詫異了，大明朝一個縣才四個官，是如何管過來的？
其實就兩條，一是靠鄉紳自治，二是……能不管的儘量不管，此所謂“民不舉官不究”，只要沒人來喊冤，我就當這個縣是路不拾遺、朗朗乾坤，至於私底下有多少罪惡醜陋，那不關我事。
這種現象的形成除了國家財力不足以養活那麼多行政官員之外，還有一個相對更深層次的思想來源，即漢初曾經非常盛行的黃老思想。
在西方，黃老道家常被稱為“目的性的道家”或“工具性的道家”。從內容上看，黃老之術繼承、發展了黃帝、老子關於道的思想，他們認為道是作為客觀必然性而存在的，指出“虛同為一，恆一而止”、“人皆用之，莫見其形”。
這些東西過於形而上，不如說點現實的。譬如其在社會政治領域，黃老之術強調“道生法”，認為君主應該無為而治，“省苛事，薄賦斂，毋奪民時”，提倡“公正無私”、“恭儉樸素”、“貴柔守雌”，通過無為而達到有為。
這些主張特別是其中的休養生息，在漢朝初期曾經產生了一定的良性影響，結果出現了文景之治等盛世，也因此對後來的歷朝歷代造成影響。
但是，這種思想也就意味著這個國家的發展是靠自發的。譬如一座城市的出現，它不需要規劃，全靠自發形成、自發發展而來。
在高務實看來，城市發展由自發而進入規劃，是一種必然出現的進步行為，在國家有能力進行規劃的時候，規劃總比不規劃要好。例如唐代長安城規劃出了東西二市，商品經濟發展很快，這才出現了用“東西”指代物品的新詞彙。
小政府和大政府，歸根結底就是有限責任政府和無限責任政府之間的區別，這個問題本書前文曾經簡單論述過，此處不再贅述。而按照高務實的看法，以中國的傳統思想體系而言，其實是更適合大政府的，但那只是從思想體系而言，在實際操作中未必如此，因為條件有限。
什麼條件？發展程度。
發展程度是一個很大的詞，代表著方方面面，社會制度體系也好，科技水平高低也罷，都屬於發展程度問題，除此之外甚至還有國家財政水平之類。
大明朝從國家建制上來講，算是絕對君權制度，理論上是完全可以搞大政府的，但中國曆代“皇權不下縣”也有其原因，那就是國家財力不足以支持“把支部建在村裡”的制度。
想想看，有明一朝縣級衙門的正式官員才幾個人？
有原文在此作證:“知縣，掌一縣之政。凡賦役，歲會實徵，十年造黃冊，以丁產為差。賦有金谷、布帛及諸貨物之賦，役有力役、僱役、借債不時之役，皆視天時休咎，地利豐耗，人力貧富，調劑而均節之。歲歉則請於府若省蠲減之。凡養老、祀神、貢士、讀法、表善良、恤窮乏、稽保甲、嚴緝捕、聽獄訟，皆躬親厥職而勤慎焉。若山海澤藪之產，足以資國用者，則按籍而致貢。
縣丞、主簿分掌糧馬、巡捕之事。典史典文移出納。如無縣丞，或無主簿，則分領丞簿職。縣丞、主簿，添革不一。若編戶不及二十里者並裁。”
換句話說，一個縣的正是官員只有幾個人:知縣一人，正七品；縣丞一人，正八品；主簿一人，正九品；其屬，典史一人。
正式編制就這些，攏共四個人。倘若是小縣，那還要少一些，沒有主薄或沒有縣丞，甚至都沒有。當然，縣裡還有其他所謂的“吏”，但吏從來是不屬於正式官員，是不歸朝廷財政負責養活的，理論上是由當地“留存”的田賦養活。
這麼幾個人，能管理好一個縣的事務嗎？放在後世那肯定不能，因為後世的政府要管的事太多了，這幾個人就算三頭六臂都管不過來百分之一。
那這一對比就很令人詫異了，大明朝一個縣才四個官，是如何管過來的？
其實就兩條，一是靠鄉紳自治，二是……能不管的儘量不管，此所謂“民不舉官不究”，只要沒人來喊冤，我就當這個縣是路不拾遺、朗朗乾坤，至於私底下有多少罪惡醜陋，那不關我事。
這種現象的形成除了國家財力不足以養活那麼多行政官員之外，還有一個相對更深層次的思想來源，即漢初曾經非常盛行的黃老思想。
在西方，黃老道家常被稱為“目的性的道家”或“工具性的道家”。從內容上看，黃老之術繼承、發展了黃帝、老子關於道的思想，他們認為道是作為客觀必然性而存在的，指出“虛同為一，恆一而止”、“人皆用之，莫見其形”。
這些東西過於形而上，不如說點現實的。譬如其在社會政治領域，黃老之術強調“道生法”，認為君主應該無為而治，“省苛事，薄賦斂，毋奪民時”，提倡“公正無私”、“恭儉樸素”、“貴柔守雌”，通過無為而達到有為。
這些主張特別是其中的休養生息，在漢朝初期曾經產生了一定的良性影響，結果出現了文景之治等盛世，也因此對後來的歷朝歷代造成影響。
但是，這種思想也就意味著這個國家的發展是靠自發的。譬如一座城市的出現，它不需要規劃，全靠自發形成、自發發展而來。
在高務實看來，城市發展由自發而進入規劃，是一種必然出現的進步行為，在國家有能力進行規劃的時候，規劃總比不規劃要好。例如唐代長安城規劃出了東西二市，商品經濟發展很快，這才出現了用“東西”指代物品的新詞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