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無風 作品
第1404章 剛與柔
“鄭皇貴妃？”
申時行還只是七分詫異三分疑惑，王錫爵卻忍不住反問了一聲，然後哈哈笑道:“看不出張公竟有這般三寸不爛之舌，可以說動鄭皇貴妃支持皇長子正位東宮？端的是了不得啊，失敬，失敬。”
毫無疑問，王錫爵自然不是真的“失敬”，因為他的語氣依舊帶著嘲諷，這番話也顯然是在說反話。
張誠果然笑容一僵，稍稍沉下臉色:“王閣老，咱家是很有誠意地來說這件事。恕咱家直言，皇貴妃娘娘能不能將皇三子送入東宮，於她這輩子的榮華富貴有影響麼？甚至就算皇三子本人，將來哪怕做不得太子，至少也是一國藩王，差也差不到哪去。”
“可是，二位閣老如今對高司徒乃至實學一派可有什麼辦法壓制？咱家雖然讀書不多，也知道這官場如戰場，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既然心學壓不住實學，那必然就只有實學來壓心學了……到時候，天底下這許多心學官員回頭一看，說我心學何以落到這般田地，最後會把責任算到誰頭上？”
張誠這番話說得還真是優哉遊哉，畢竟這賬怎麼算也不可能算到他頭上去。心學官員最後要罵也只會罵申時行少智、王錫爵無能，斷然不會有他張秉筆什麼責任。
此時申時行果然聽得有些皺眉，而王錫爵卻面色如常，淡淡地道:“餘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
張誠還真沒料到王錫爵會是這個反應，當下也有些木然。
說起來，張誠對於政治的理解還是太膚淺了一些，更加不明白不同的閣臣在面對這些事情的時候，其實也有不同的考量。張誠沒有想過這些問題，倒是高務實很早以前就審慎思考過，那些思考也是他如今為官風格的依據。
高務實曾經思考，自明中期以降，多次發生群臣與皇帝存在嚴重政見分歧的情形，如武宗南巡、大禮議、國本之爭等。閣臣劉健、楊廷和、王家屏引導群臣犯顏直諫，他們的氣節在當時即被很多士人推崇，後世評說亦不吝褒揚之辭。
而在注意到那些與君主激烈抗爭的閣臣的同時，他也注意到與劉健同時代之李東陽，與楊廷和同時代之費宏、楊一清，與王家屏同時代之申時行、王錫爵等人。總體來看，這些人雖有諫諍之舉，然態度較為和緩，主於調護。
當時高務實就仔細推敲過一番，李東陽諸人的行為取向在何種意義上與劉健，或者說與明代士大夫群體較為激烈的抗爭行為相異，這其間有無原則性？明人又如何評價閣臣此類行為取向，閣臣又以何種理路對己、對人交代其行為的合理性？乃至於將此種行為取向置於明代政治經歷的脈絡中審察，有無政治角色層面的特殊含義？
早在他還是太子伴讀的時候，他就覺得有必要弄清這些問題，因為這不僅有助於重新認識李東陽諸人行為取向的內涵，還將對明代政治生態的複雜性有更為深刻的理解。而這也是他自己“將來”生存在大明官場的依憑。
在有明一朝的君臣衝突中，如大禮議、國本之爭，士大夫群體往往連番上疏，要求皇帝採納建議，又以“乞休”、“伏闕”等各種方式向皇帝施加壓力。與之相對，皇帝則多采取廷杖、貶黜等方式打壓群臣的抗爭，君臣衝突情狀激烈。
正德元年八月，閣臣劉健、謝遷、李東陽疏諫武宗誅殺內侍馬永等人，勸導武宗理政，武宗不聽。吏部尚書韓文率群臣“伏闕”哭諫，武宗藉故廷杖“伏闕”諸臣。劉健、謝遷乞休，武宗不留，又“以事革韓文職，而杖責請留健、遷者給事中呂翀、劉菃及南京給事中戴銑等六人，御史薄彥徽等十五人”。
在這種情況下，李東陽雖亦疏言乞休，但武宗不允，遂留任為首輔。武宗去世後，世宗由外藩繼位，世宗欲尊生父興獻王為皇考，改稱孝宗為皇伯考，以閣臣楊廷和、毛紀、蔣冕等人為首的在朝大多數官員認為，此舉變亂帝王統系，於禮不合，一再上疏反對，世宗不聽。
嘉靖三年七月十五日，群臣“相率詣左順門跪伏，或大呼‘太祖高皇帝’或呼‘孝宗皇帝’，聲徹於內……及午，上命錄諸臣姓名，執為首者學士豐熙、給事中張翀、御史餘翱、郎中餘寬、黃侍顯、陶滋、相世芳、寺正毌德純，凡八人下詔獄。
於是修撰楊慎、檢討王元正乃撼門大哭，一時群臣皆哭，聲震闕庭。上大怒，命逮五品以下員外郎馬理等一百三十四人悉下詔獄拷訊，四品以上及司務等官姑令待罪”。
“大禮議”局勢焦灼，楊廷和、毛紀、蔣冕先後因爭大禮去位，費宏繼任為首輔。
而原歷史上的萬曆中期，朝野諸臣連疏請求神宗早定“國本”，冊立皇長子朱常洛為皇太子。在當時，“力請者鱗次，四海之所傾心也”。朱翊鈞則強勢打壓群臣，“言官勸請豫教，蓋被降罰，省闇幾空”。
王錫爵也早在萬曆十九年疏諫朱翊鈞，要求早立皇長子為太子。朱翊鈞也是不聽，王錫爵遂以省親為名離京。
萬曆二十年，禮科給事中李獻可疏言“國本”之事，朱翊鈞降獻可外任，時任內閣首輔的王家屏也十分硬氣，封還御批以救言官，並以去位明志，朱翊鈞不留。繼而王錫爵被召還，繼任為首輔。
申時行還只是七分詫異三分疑惑，王錫爵卻忍不住反問了一聲，然後哈哈笑道:“看不出張公竟有這般三寸不爛之舌，可以說動鄭皇貴妃支持皇長子正位東宮？端的是了不得啊，失敬，失敬。”
毫無疑問，王錫爵自然不是真的“失敬”，因為他的語氣依舊帶著嘲諷，這番話也顯然是在說反話。
張誠果然笑容一僵，稍稍沉下臉色:“王閣老，咱家是很有誠意地來說這件事。恕咱家直言，皇貴妃娘娘能不能將皇三子送入東宮，於她這輩子的榮華富貴有影響麼？甚至就算皇三子本人，將來哪怕做不得太子，至少也是一國藩王，差也差不到哪去。”
“可是，二位閣老如今對高司徒乃至實學一派可有什麼辦法壓制？咱家雖然讀書不多，也知道這官場如戰場，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既然心學壓不住實學，那必然就只有實學來壓心學了……到時候，天底下這許多心學官員回頭一看，說我心學何以落到這般田地，最後會把責任算到誰頭上？”
張誠這番話說得還真是優哉遊哉，畢竟這賬怎麼算也不可能算到他頭上去。心學官員最後要罵也只會罵申時行少智、王錫爵無能，斷然不會有他張秉筆什麼責任。
此時申時行果然聽得有些皺眉，而王錫爵卻面色如常，淡淡地道:“餘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
張誠還真沒料到王錫爵會是這個反應，當下也有些木然。
說起來，張誠對於政治的理解還是太膚淺了一些，更加不明白不同的閣臣在面對這些事情的時候，其實也有不同的考量。張誠沒有想過這些問題，倒是高務實很早以前就審慎思考過，那些思考也是他如今為官風格的依據。
高務實曾經思考，自明中期以降，多次發生群臣與皇帝存在嚴重政見分歧的情形，如武宗南巡、大禮議、國本之爭等。閣臣劉健、楊廷和、王家屏引導群臣犯顏直諫，他們的氣節在當時即被很多士人推崇，後世評說亦不吝褒揚之辭。
而在注意到那些與君主激烈抗爭的閣臣的同時，他也注意到與劉健同時代之李東陽，與楊廷和同時代之費宏、楊一清，與王家屏同時代之申時行、王錫爵等人。總體來看，這些人雖有諫諍之舉，然態度較為和緩，主於調護。
當時高務實就仔細推敲過一番，李東陽諸人的行為取向在何種意義上與劉健，或者說與明代士大夫群體較為激烈的抗爭行為相異，這其間有無原則性？明人又如何評價閣臣此類行為取向，閣臣又以何種理路對己、對人交代其行為的合理性？乃至於將此種行為取向置於明代政治經歷的脈絡中審察，有無政治角色層面的特殊含義？
早在他還是太子伴讀的時候，他就覺得有必要弄清這些問題，因為這不僅有助於重新認識李東陽諸人行為取向的內涵，還將對明代政治生態的複雜性有更為深刻的理解。而這也是他自己“將來”生存在大明官場的依憑。
在有明一朝的君臣衝突中，如大禮議、國本之爭，士大夫群體往往連番上疏，要求皇帝採納建議，又以“乞休”、“伏闕”等各種方式向皇帝施加壓力。與之相對，皇帝則多采取廷杖、貶黜等方式打壓群臣的抗爭，君臣衝突情狀激烈。
正德元年八月，閣臣劉健、謝遷、李東陽疏諫武宗誅殺內侍馬永等人，勸導武宗理政，武宗不聽。吏部尚書韓文率群臣“伏闕”哭諫，武宗藉故廷杖“伏闕”諸臣。劉健、謝遷乞休，武宗不留，又“以事革韓文職，而杖責請留健、遷者給事中呂翀、劉菃及南京給事中戴銑等六人，御史薄彥徽等十五人”。
在這種情況下，李東陽雖亦疏言乞休，但武宗不允，遂留任為首輔。武宗去世後，世宗由外藩繼位，世宗欲尊生父興獻王為皇考，改稱孝宗為皇伯考，以閣臣楊廷和、毛紀、蔣冕等人為首的在朝大多數官員認為，此舉變亂帝王統系，於禮不合，一再上疏反對，世宗不聽。
嘉靖三年七月十五日，群臣“相率詣左順門跪伏，或大呼‘太祖高皇帝’或呼‘孝宗皇帝’，聲徹於內……及午，上命錄諸臣姓名，執為首者學士豐熙、給事中張翀、御史餘翱、郎中餘寬、黃侍顯、陶滋、相世芳、寺正毌德純，凡八人下詔獄。
於是修撰楊慎、檢討王元正乃撼門大哭，一時群臣皆哭，聲震闕庭。上大怒，命逮五品以下員外郎馬理等一百三十四人悉下詔獄拷訊，四品以上及司務等官姑令待罪”。
“大禮議”局勢焦灼，楊廷和、毛紀、蔣冕先後因爭大禮去位，費宏繼任為首輔。
而原歷史上的萬曆中期，朝野諸臣連疏請求神宗早定“國本”，冊立皇長子朱常洛為皇太子。在當時，“力請者鱗次，四海之所傾心也”。朱翊鈞則強勢打壓群臣，“言官勸請豫教，蓋被降罰，省闇幾空”。
王錫爵也早在萬曆十九年疏諫朱翊鈞，要求早立皇長子為太子。朱翊鈞也是不聽，王錫爵遂以省親為名離京。
萬曆二十年，禮科給事中李獻可疏言“國本”之事，朱翊鈞降獻可外任，時任內閣首輔的王家屏也十分硬氣，封還御批以救言官，並以去位明志，朱翊鈞不留。繼而王錫爵被召還，繼任為首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