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無風 作品
第281章 朝歸倭附(一)難在不徵
去漢陽？漢陽肯定是要去的，不過現在手頭的事情還差一點點沒辦完，現在就去漢陽似乎還早了點。
如果要去漢陽，高務實認為應該在自己徹底收復朝鮮半島之後。屆時他將攬存亡繼絕之大功，挾完勝倭寇之神威，以天神降臨般的姿態駕臨漢陽。
到那時,無論他有什麼樣的決定，朝鮮朝廷上下都將無一人敢於質疑，無一人敢於違逆，真正達到那傳說中“口含天憲，言出法隨”般的尊崇與權威。
所以，現在還不能去；但是,也要儘快早些“能去”。
這麼說來,釜山之戰就應該加速，不能再拖了——哪怕放棄此前已經準備好的最穩妥方案，改為戰損可能有所增加的強攻方案也在所不惜。
畢竟戰爭是政治的延續，而不是相反。為了更加宏大的政治目的，戰爭手段需要實時調整，充分適配。
不過到了這一步，高務實就必須為另一件事提前準備先手了，那就是進攻日本本土。
高務實深知，以現在大明的實力，甚至不說大明朝廷，只說以海貿同盟的實力，進攻日本本土的最大問題就根本不在於仗怎麼打，而在於怎麼把這場仗打起來。
這裡頭的麻煩還是在於朱元璋的那個“不徵之國”，這是一個事關大明朝廷外交事務基本思想的大麻煩。
洪武朝是明代外交的奠基時期，明初人對於天下中國的認識，對於周邊乃至世界的認識，直接影響有明一代中外關係的產生和發展。
大明對外關係的發生和發展依託很多必要條件，其中重要的一點是蒙元帝國崩潰後國際格局面臨的大動盪、大改組和國際秩序的亟待重建。
一方面是歷史的連續，制度的承繼，另一方面也有明朝人自身的抉擇和發展,對後世的影響甚巨。
有明一代即便在原歷史上也有近300年，除永樂時徵安南，於宣德時退出外，對外基本上沒有徵伐之事。
這足以見得在洪武朝奠定的，以“不徵”為特徵的明代對外關係，在中國歷史上史無前例，實際上標誌著古代中外關係出現了新的模式和特徵，更成為古代中外關係的一個轉折點。
洪武六年，《祖訓錄》修成。五月，太祖親作序言，提到“立為家法”的《祖訓錄》成編的過程:
“……至於開導後人，復為《祖訓錄》一編，立為家法，大書揭於西廡，朝夕觀覽，以求至當。首尾六年，凡七謄稿，至今方定，豈非難哉……
今令禮部刊印成書,以傳永久。凡我子孫,欽承朕命，無作聰明，亂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
這裡的“首尾六年，凡七謄稿，至今方定”，說明其中的內容在明朝開國以後就已開始反覆斟酌的過程，歷時六年而確定，因此朱元璋以“祖訓”要求子孫後世，從此不容有所更改。
也就是說至洪武六年，朱元璋認為大明朝的外交思想完全趨於成熟，對外關係由此奠定，並刊印成書，以傳之永久——正如本書前文常常提到的，朱元璋最大的問題就在於他似乎根本就不認為社會是發展的。
在這部《祖訓錄》首章《箴戒》中，有關外交的內容如下:
“凡海外夷國，如安南、占城、高麗、暹羅、琉求、西洋、東洋及南蠻諸小國，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自不揣量來撓我邊，則彼為不祥；彼既不為中國患，而我興兵輕伐，亦不祥也。
吾恐後世子孫倚中國富強，貪一時戰功，無故興兵，致傷人命，切記不可。但胡戎逼近中國西北，世為邊患，必選將練兵，時謹備之。”
外交思想有一個逐步形成的過程，在洪武六年刊印成書之前，太祖於洪武四年在奉天門公開宣佈有關外交的看法，可以視為其外交思想成型的最早時間。
洪武四年九月，太祖朱元璋在奉天門召集臣僚，鄭重闡述了他所制定的對外政策總綱領:
“海外蠻夷之國，有為患於中國者，不可不討；不為中國患者，不可輒自興兵。古人有言，地廣非久安之計，民勞乃易亂之源……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徒慕虛名，自弊中土，載諸史冊，為後世譏。
朕以諸蠻夷小國阻山越海，僻在一隅。彼不為中國患者，朕決不伐之。惟西北胡戎，世為中國患，不可不謹備之耳。卿等當記所言，知朕此意。”
如果要去漢陽，高務實認為應該在自己徹底收復朝鮮半島之後。屆時他將攬存亡繼絕之大功，挾完勝倭寇之神威，以天神降臨般的姿態駕臨漢陽。
到那時,無論他有什麼樣的決定，朝鮮朝廷上下都將無一人敢於質疑，無一人敢於違逆，真正達到那傳說中“口含天憲，言出法隨”般的尊崇與權威。
所以，現在還不能去；但是,也要儘快早些“能去”。
這麼說來,釜山之戰就應該加速，不能再拖了——哪怕放棄此前已經準備好的最穩妥方案，改為戰損可能有所增加的強攻方案也在所不惜。
畢竟戰爭是政治的延續，而不是相反。為了更加宏大的政治目的，戰爭手段需要實時調整，充分適配。
不過到了這一步，高務實就必須為另一件事提前準備先手了，那就是進攻日本本土。
高務實深知，以現在大明的實力，甚至不說大明朝廷，只說以海貿同盟的實力，進攻日本本土的最大問題就根本不在於仗怎麼打，而在於怎麼把這場仗打起來。
這裡頭的麻煩還是在於朱元璋的那個“不徵之國”，這是一個事關大明朝廷外交事務基本思想的大麻煩。
洪武朝是明代外交的奠基時期，明初人對於天下中國的認識，對於周邊乃至世界的認識，直接影響有明一代中外關係的產生和發展。
大明對外關係的發生和發展依託很多必要條件，其中重要的一點是蒙元帝國崩潰後國際格局面臨的大動盪、大改組和國際秩序的亟待重建。
一方面是歷史的連續，制度的承繼，另一方面也有明朝人自身的抉擇和發展,對後世的影響甚巨。
有明一代即便在原歷史上也有近300年，除永樂時徵安南，於宣德時退出外，對外基本上沒有徵伐之事。
這足以見得在洪武朝奠定的，以“不徵”為特徵的明代對外關係，在中國歷史上史無前例，實際上標誌著古代中外關係出現了新的模式和特徵，更成為古代中外關係的一個轉折點。
洪武六年，《祖訓錄》修成。五月，太祖親作序言，提到“立為家法”的《祖訓錄》成編的過程:
“……至於開導後人，復為《祖訓錄》一編，立為家法，大書揭於西廡，朝夕觀覽，以求至當。首尾六年，凡七謄稿，至今方定，豈非難哉……
今令禮部刊印成書,以傳永久。凡我子孫,欽承朕命，無作聰明，亂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
這裡的“首尾六年，凡七謄稿，至今方定”，說明其中的內容在明朝開國以後就已開始反覆斟酌的過程，歷時六年而確定，因此朱元璋以“祖訓”要求子孫後世，從此不容有所更改。
也就是說至洪武六年，朱元璋認為大明朝的外交思想完全趨於成熟，對外關係由此奠定，並刊印成書，以傳之永久——正如本書前文常常提到的，朱元璋最大的問題就在於他似乎根本就不認為社會是發展的。
在這部《祖訓錄》首章《箴戒》中，有關外交的內容如下:
“凡海外夷國，如安南、占城、高麗、暹羅、琉求、西洋、東洋及南蠻諸小國，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自不揣量來撓我邊，則彼為不祥；彼既不為中國患，而我興兵輕伐，亦不祥也。
吾恐後世子孫倚中國富強，貪一時戰功，無故興兵，致傷人命，切記不可。但胡戎逼近中國西北，世為邊患，必選將練兵，時謹備之。”
外交思想有一個逐步形成的過程，在洪武六年刊印成書之前，太祖於洪武四年在奉天門公開宣佈有關外交的看法，可以視為其外交思想成型的最早時間。
洪武四年九月，太祖朱元璋在奉天門召集臣僚，鄭重闡述了他所制定的對外政策總綱領:
“海外蠻夷之國，有為患於中國者，不可不討；不為中國患者，不可輒自興兵。古人有言，地廣非久安之計，民勞乃易亂之源……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徒慕虛名，自弊中土，載諸史冊，為後世譏。
朕以諸蠻夷小國阻山越海，僻在一隅。彼不為中國患者，朕決不伐之。惟西北胡戎，世為中國患，不可不謹備之耳。卿等當記所言，知朕此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