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9章 平倭(廿一)提議換帥

    “不容討論”在政治上是很難辦的，不是你說不容討論大家就真的不討論了，畢竟你高務實又不是皇帝陛下，能夠言出法隨讓人閉嘴。不容討論的前提只能是你掌握著絕對的優勢，對方迫於無奈才不得不閉嘴。

    因此，高務實一邊堅持郭樸的諡號必須是“文貞”，一邊極力反對此前內閣定策的對日和談，表示此時談和對大明弊大於利，反而給了日本豐臣秀吉政權以喘息之機。

    不要以為這兩件事毫無干係，事實上政治作為一門妥協的藝術，當自己手裡籌碼不夠的時候，就要另外去找一些籌碼過來。

    郭樸作為一位承上啟下的首輔，與高拱的關係大抵是蕭規曹隨中的“曹”。高拱既然獲得了至高無上、鳳毛麟角的“文正”，那麼郭樸若不能獲得僅次於文正的“文貞”，則在很大程度上代表實學派做得不夠好，是否定實學派那段時間工作的意思。

    而如果在高拱這位開創者之後的繼任首輔郭樸秉政期間實學派就已經做得不夠好了，則之後的張四維時代自然也不太可能獲得較高評價，那麼萬一更往後的申時行時代將來被定義為一個優秀的執政期間，實學派的功勞便會被張冠李戴到申時行或者說心學派頭上。

    這可不奇怪，畢竟高務實後來的這些大功名義上也是在申時行秉政期間取得的，如果不能在更高層面將實學派這個“本我”和心學派這個“非我”區分開來，若干年後實學派的功勞說不定就真成了心學派的功勞。

    這種情況在世界歷史上有過許多例子，比如後世很多人就認為反***的大功九成在米國，而紅色巨熊反而成了打醬油的存在，更遑論中國。這其實就是戰後宣傳力的差距所導致，而當前高務實要爭郭樸的諡號，歸根結底也可以認為是爭奪話語權、爭奪定義權。

    雖然乍一看，文貞固然好，文忠也不差，甚至文簡也還行，但既然高務實非要在幾個都算美諡的諡號中拿到最好的那個，就少不得有所交換。要交換就要有籌碼，高務實此時提出反對議和，其實就是拿議和問題當籌碼用了。

    由於高務實在軍事議題上的巨大影響力，即便申時行再如何強調決議已經形成，聖旨都已經發出去了一段時間，大明在朝鮮方面肯定已經開始執行這一計劃，故此時反對已經失去意義，然而最終皇帝還是決定再開一次御前會議，重新就這一問題進行商議。

    在文華召對上，王錫爵首先開炮，說議和這事首先是兵部同意了的，即兵部也認為前線戰況堪憂，並非內閣毫無理由的要議和。

    他認為兵部的看法是有理有據的，首先糧食問題同時困擾了明軍和朝鮮兩方，讓雙方都覺得吃緊、為難。

    對於朝鮮而言，他們一邊要供給軍隊，一邊要擔心民間饑荒，甚至理論上還要支持明軍用度，因此糧食壓力可謂巨大，需要有至少一兩年的時間作為緩衝期。

    而對於明軍而言，先前南北兩軍之間因為功賞問題鬧出的矛盾直到現在也未能調和，南北兩軍目前在宋應昌的統管之下，名義上維持著和諧，但其實大家都知道那是雙方都在看高務實的面子。

    不僅內閣輔臣們，其實包括皇帝本人在內，都知道宋應昌其實壓不住雙方心裡的邪火，只要將來再出點什麼事，矛盾在任何時候激化都不奇怪，可謂是坐在火藥桶上放煙花。

    再有就是李如松的嫡系損失嚴重，讓他後續的用兵明顯變得慎重多了——這其實是個刻意往褒義上形容的說法，真正的情況無非是進取心明顯下降，輕易不願意再猛衝猛打。

    李如松這個態度並不能全怪他自私，大明朝的軍制擺在這裡，他嫡系損失越大，戰場上可能出現的指揮不靈幾率就越高，謹慎一點其實也是沒辦法的事。皇帝也好，輔臣也罷，都知道這樣的實際情況，故而只能反過來給李如松恢復的時間。

    總而言之，王錫爵的態度很明確:不是內閣不想打，是前線的情況讓人擔憂，穩妥起見需要一段時間來積蓄力量，之後才好視情況而定——日本如果老實下來，和平也可以；日本如果不老實，要再打也有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