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長槍依在 作品

一百七十五、責任分擔

    1964年3月13日夜3時20分,在美國紐約郊外某公寓前,一位叫朱諾比白的年輕女子在結束酒巴工作結束後回家的路上遇刺。

    當時她絕望地喊叫:“有人要殺人啦!救命!救命!”聽到喊叫聲,附近住戶亮起了燈,打開了窗戶,兇手嚇跑了。當一切恢復平靜後,兇手又返回作案。

    當她又叫喊時,附近的住戶又打開了電燈,兇手又逃跑了。當她認為已經無事,回到自己家上樓時,兇手又一次出現在她面前,將她殺死在樓梯上。

    在這個過程中,儘管她大聲呼救,她的鄰居中至少有38位到窗前觀看,但無一人來救她,甚至無一人打電話報警。

    這件事引起紐約社會的轟動,也引起了社會心理學工作者的重視和思考。

    很多人以道義的角度譴責她的鄰居見死不救,以此指責道德淪喪,世風日下。

    可心理學家經過大量研究和實驗後指出,這種現象不能單純說是眾人冷酷無情,或道德日益淪喪的表現。因為在不同情況下人們表現也是不一樣的。

    如果一個人遇到危難,卻只有一個人發現時,大多數人會清醒的認識到自己的責任,然後盡力相助,如果見死不救會產生罪惡感、內疚感,這需要付出很高的心理代價。

    可當發現的人變多時,情況就會截然不同,責任由在場的所有人分擔,所有人心裡的罪惡感和愧疚感都會減少,甚至降低到無,不會有什麼心理負擔,心裡會想:即使我不幫助別人也會幫助,或者這不只是我的責任。

    這就是著名的“責任分擔效應。”

    有些媒體會報道,某地某人見義勇為,而另外的地方明明有眾多圍觀群眾,卻對有困難的人視而不見,無人幫助。以此讓人們看了義憤填膺,批評世風日下,道德淪喪,然後就是標準的“這國怎?虧總民,我陷思,定體問”。

    但如果你學過心理學,知道責任分但效應就會明白,這種情況其實是非常符合人類心理邏輯的,並不能作為抨擊社會道德體系的理由。

    真時情況是,少數人認識到自己責任並出力,往往比多數人簡單很多,這與平時人們腦海中慣有思維邏輯相反,某種意義上說,並不是人多力量大。

    這也是冢道虞現在面臨的困境。